（七）《瞭望》记者：卫生部部长高强多次强调对医疗服务机构的合理补偿，但也有人认为公立医院的运营成本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合理补偿？
杜乐勋：公立医院的运营成本账目的确是一本糊涂账。
我国公立医院的会计制度是财政部和卫生部协商制定的，充满了讨价还价的痕迹。卫生部门早在80年代就建议把医院会计制度改为成本核算制度，但财政部门坚决不同意。于是讨价还价达成了现在这个不伦不类的医院会计制度。比如，财政部搞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是不提折旧的，医院就没有折旧科目。但也不能说一点折旧不提，于是就有了发展基金、修购费用这两个科目。因此，医院既有折旧，又没折旧，还有这样一个卫生部争取下来的修购费用。
其实，现在我国许多大型公立医院纷纷采取两本账，一本账按照医院会计制度执行，这是供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卫生部门、物价部门检查使用的；另外还有一本账是按照成本核算原则设置补充科目核算的，这供内部参考使用，是绝密文件，它只有计账凭证，没有原始凭证，只有核算意义，没有法律地位。
至于如何真正实现合理补偿，真是一言难尽。简单说，第一，要鼓励竞争，特别是单病种付费的竞争，把医疗成本控制变成医院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手段，运用临床路径法鼓励医院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来打破公立医院在收费水平上的垄断地位；第二，需要在法定会计制度的账外进行成本核算；第三，采用实行单病种付费办法的医院经过成本控制后的先进边际成本来制定医疗付费制度。
（八）《瞭望》记者：医院成本核算的困难在哪里？
杜乐勋：在法律制度。技术上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个事，核算得也比较合适。如果你不算，可能医院赔本了你也不知道。当然，关于人力资本怎样定价、设备器材等怎样折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这个不统一就是还没有统一，是大家不好拿出来统一。这恰恰说明障碍出自法律制度。因为会计问题是法律问题，弄不好是要犯法的。所以一些医院搞的这些账外核算，没有法律意义，只是自己明白就行了。
不过，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只要医院归到国资委管理就成了。据我所知，大庆石油公司总医院，它的成本核算就可以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去做，因为可以不必执行财政部公立医院会计制度。
（九）《瞭望》记者：医院的运营成本需要向社会公开吗？
杜乐勋：为了保护医院的竞争地位，医院的运营成本只能对审计部门和物价部门公开，如果需要可以自愿地对合作伙伴和并购伙伴公开，也可以对上市的证券公司公开、对证监会公开。
三、期待健康成熟的医改方案
（一）《瞭望》记者：你如何看待宿迁医改？
杜乐勋：我佩服宿迁人的勇敢精明。他们大踏步地甩掉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引进了大量社会资本，发了大财；同时，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也淘汰了大批不具备医务人员注册水平的人员。
不要以为社会资本都是私有制。收购宿迁市立医院的金陵药业是上市国有混合所有制公司。它原来是南京部队办的制药企业，国有资本控股90%。
宿迁医改的缺点是不够和谐。比如，得罪了许多下岗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如果不能再就业，你宿迁的改革再好，他们也要骂你，因为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此外，还得罪了上级卫生部门，甚至包括卫生部。过去乡乡都有公立卫生院，卫生部门要布置工作可以不花一分钱，下去搞调查也会得到热烈欢迎，好吃好住好招待；现在则是民办医院，没有招待费，布置工作也欢迎，不过你要拿项目经费。
（二）《瞭望》记者：有人认为，美国模式因为“看病贵”，顺理成章遭到摒弃，但英国模式产生的“看病难”，似乎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杜乐勋：我倒是非常赞成美国模式。我们实际上缺乏对经济困难人群的医疗救助。那么在美国，对经济困难人群政府仍然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我觉得，我们不要把哪个国家的制度看得都好，也不要认为美国就不好。如果我们的老百姓小伤小病能得到基本医疗，大病可以到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承认，医疗技术的进步还是超过了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这是全世界政府都面临的难题。
（三）《瞭望》记者：一个健康成熟的医改方案应当具备哪些特征？
杜乐勋：一个健康成熟的医改方案应当考虑部门利益，同时需要超脱部门利益，服从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它应当借鉴参考国际经验，但一定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它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此外，它还必须在参考借鉴企业改革经验的同时，遵循和适应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体制改革的要求。（完）
王争张冉燃整理
医药卫生成为民生焦点
《瞭望》：医药卫生成为民生焦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2005年医改不成功的质疑、哈尔滨天价医药费等波澜未散，2006年的卫生领域又密集发生了“齐二药”、“鱼腥草”、“欣弗”等数起“药害”事件。
自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令公众健康意识觉醒，“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吁得到广泛认同，医药卫生开始成为民生焦点之一。在2006年，面对社会高关注度，体制、机制矛盾丛生的卫生行业似乎准备不足。
对此，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杜乐勋向《瞭望》新闻周刊乐观表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矛盾集中暴露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杜乐勋曾担任卫生部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算得上是一名“老卫生”。他认为，今年在社区卫生、单病种收费、反商业贿赂等方面出现的变化更具价值。“这些涉及到利益的调整，是动真格的。”
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眼中，2006年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同样是“令人难忘的”，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2006年是卫生改革与发展迈出重要一步的一年。”
这一步，指的是“卫生部多年来奔走呼号，希望国家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今年这个制度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而且写入了六中全会的决定。”
一、“药害”事件频发
年初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了打击违规生产、治理“一药多名”、规范药品审评审批、整治市场等诸多努力，但药品安全事件仍呈频繁爆发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