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舆论对老汉的访谈与评价
杜乐勋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和对改革方案的
拒搬国外模式 医卫改革探索“中国道路”
杜乐勋答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周玉洁关于药价虚高定价风波
记者采访杜乐勋谈医保改革
就医改领域的问题记者周易对话杜乐勋
答医药经济报记者汪言安问谈谈健康和卫生筹资公平性
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最令人担忧的理财问题
医疗市场化的路子没有错，错就错在政府投入、监管不到位
公立医院“利润”难计算 专家提收支两条线管理
机会与代价访中国卫生经济无畏建言者——杜乐勋教授
杜乐勋奠基中国卫生经济学
编者按：24年前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从此开启了从经济角度研究卫生事业的先河。这不仅让他赢得了“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的美誉，更为此后改革旧的医学体制，建立新型医院经济管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物档案：杜乐勋(1935年一)，浙江杭州人。1958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进入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教，后创建我国第一个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并任主任。这期间，他曾历任哈尔滨医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卫生经济网络课题组《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负责人，被誉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组，创始人之一"、“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掌门人"。医疗卫生绿皮书《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主编。本刊编委。
杜乐勋奠基中国卫生经济学
“没有30年前的杜乐勋，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卫生经济学"。有媒体这样评价杜乐勋。虽然言语间流淌着许多个人崇拜的味道，但杜乐勋之于中国卫生经济学开山破土的启蒙价值，却从不被人怀疑。
说起他的个人传奇，很多人都习惯于将目光投放到30年前。当时，因为中国的卫生事业一直被看成是消费事业、福利事业，人们对于看病不收费、吃药不花钱、医院不讲经济核算早已司空见惯，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医院已从解放初的保本经营演变为大面积亏损，平均年亏损额高达13亿之多。
目睹此情此景，1979年1月，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提出了“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张，并要求“实现医药卫生现代化，必须在管理上进行改革，以花费最小的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取得较好的预防和医疗效果。3个月后，随着《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下发，国内医院相继开展了以“五定"为主题的经济管理试点。
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毕竟只是实践层面的一种“摸石头过河”，具体医院经济管理改革该如何统筹设计，国内却并没有相与适应的卫生经济学基础作支撑。
为总结前期试点的有关经验，同时吸收国际先进的医院管理思想和方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卫生经济学基础框架，是年，卫生部召集了一批研究学者共同参与卫生系统改革开放的理论设计，这其中，便包括了刚刚被哈尔滨医科大学(简称哈医大)评定为政治经济学讲师的杜乐勋。
早起的鸟儿
选择杜乐勋，卫生部当然不是“乱点鸳鸯谱"。据当时的档案资料记载，此人早在1954年吉林大学经济学本科班就读期间，便开始接触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学说到凯恩斯著作，从马克思《资本论》到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断，他无一不涉猎。
此后，杜乐勋进入哈医大任教，虽然当时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但他却对国外的健康经济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此后20年间，由他翻译的英文文献，尤其是现代免疫学和微循环理论的著作己厚可等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期间，他也依旧兴趣不减，关起门来独自学习英文，同时研读国外的卫生经济学文献。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至医院“五定"试点广泛铺开时，作为国内（应该说是卫生系统—杜乐勋）少数接触过西方卫生经济学理论的“先驱"，杜乐勋不仅参加了哈医大一院经济管理改革的现场调查，还在省内医院管理干部培训班上，进行过多次有关《美国医疗经济问题》的主题讲演。
后来，由于《中国医院管理》杂志创刊，他又应邀撰写了《我国医院经济失调的原因在哪里》的论文。文中提出：“不论办医院所消耗的劳动是物化劳动还是活劳动，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都要得到补偿"；“任何医院，不讲盈利，不讲折旧，长此下去，必然都要吃光老本"；“又要收费标准低，又不给足够的补贴，世上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这些看法和论断拿到今天来看，恐怕已经不足为奇，但放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却无异于平地生雷。
那时候，受左的思想干扰，卫生一直被误认为是福利事业，是共产主义，因此就该“看病不收费，吃药不花钱”在意识形态上，大家也总会把集体福利的 生产、分配和消费搅在一起，让医院挑起“集体福利基金再分配”的担子，而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的西方卫生经济学，则更被普遍看作是“反动的假科学”，没有多少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因而，此时的杜乐勋，更像是《皇帝新装》中那个直言不讳的小男孩，诚恳，率真。
一会成名
从那以后，杜乐勋的“斗胆之言’似乎越发不可收，并且经常发表于大小报端，这其中，便包括了他刊登在健康报上的那篇著名的《医疗服务生产劳动性质》的论文。
“我后来知道，这篇文稿在健康报内部还曾引起过很长时间的争论，最终能够发表出来，也反映出卫生系统思想解放的一次胜利。"杜乐勋笑称。
然而，真正让他名扬四海的，倒不是这些零散的“薄头”，而是他后来在公开场合的一次发言。
1980年9月，卫生部在北京后海北沿召开过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全国计财处长、医政处长座谈会"，杜乐勋和湖北医科大学讲师徐文思也有幸接到了会议邀请。
这期间，时任卫生部计财局局长的司更生和计划处处长何鸿明共同找到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一下国外医院的经济管理状况和理论研究进展。
徐文思比较谦虚，推说自己外语不好，外国文献看得不多。杜乐勋则很耿直，说国外有健康卫生经济，只是自己没有做发言的准备。听到这些话，司更生很高兴，当即表态可以给他一星期的准备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