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不久前，有一个关于中国医疗分配公平性排名全球倒数第四的报道您相信吗？您觉得我们国家目前体现医疗公平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最显著的特点又有哪些？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反应在哪里？医疗公平的现实意义又有哪些？
答：确切说是“卫生筹资公平性”排名188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衡量成员国卫生工作绩效，提出一个指标叫做卫生筹资公平性。在衡量各成员国卫生筹资公平性时把我国排在第188位，倒数第4位。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指标本身的科学性存在问题。北欧各国、英国、加拿大和非洲酋长国都是筹资公平性好吗?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都只说这些指标是衡量指标不是评价指标。衡量是长短和轻重问题；评价是好坏优劣问题。个头大的不一定好，个头小的不一定坏。世界卫生组织用它衡量一次再不用它衡量了。再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我国排位188，我们问他们的专家组，你们什么时候，在中国什么地方，用什么人做的调查得出这个结论。你把数据和调查方法告诉我们，科学的调查应该能够重复，我们用你们的方法再调查一次。他们老老实实承认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要得急，我们没有去中国调查。中国的排位是我们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的。为了安抚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派了官员和专家来我国办班介绍他们的方法，给我们一万美元合作让我们用中国数据测算中国卫生筹资公平性。这件事的当事人都健在。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用中国统计局数据，利用他们设计的方法测算结果出来了，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不排位了。我们的测算结果没有否定中国筹资公平性差的结论，但是，排位肯定小于188。这个数据现在没有公布的必要。
我们和欧洲人在人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一直存在，科学家的意识形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不可忽视。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就来之不易，青年人缺乏历史经验需要吸取教训。
三、问：社会各界都在强调政府在实现医疗公平方面应该充当一个积极推动的角色，但是资源配置和财政投入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府现在能有那么多钱用来改变医疗公平性低的现状呢？根据您的了解，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平？这个水平对实现医疗公平目标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答：中国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公平性差。用政府常用语言，就是又穷又浪费。
用福利经济学“帕累托标准”衡量，不仅效率低下，垂直公平性和水平公平性都差。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定律衡量，我们做了许多蠢事。“锦上添花”的事情边际效用差，我们干起来有的是钱；“雪中送炭”的事情边际效用好，我们想干没有钱。举个例子。农村卫生项目，三项建设项目，妇幼卫生项目，结核病项目盖房子，买汽车，买设备(重复购买)都有钱；乡村医师报酬、卫生院人才建设、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结核病人医师面视下督导服药费用没有钱。公立医院不做公共卫生服务和（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服务，争着抢着做特需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险医疗服务。在美国那么富有的国家，特需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险医疗服务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情公立医院是不做的；公立医院争着抢着做公共卫生服务和（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服务。把特需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留给民营医院去做。印度比我们穷，用在公立医院的经费比我们少，但是，他们办的公立医院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特需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险医疗服务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情由占医院总数80％的民营医院做。我看，如果我们用在公立医院的经费能够和印度那样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系统，把特需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留给民营医院去做的话，我国财政实力完全能够应付。我国政府给公立医院的拨款500亿元，集中到占床位20％的惠民公立医院，其余的公立医院改为国有民营医院。当然，卫生部直属医院，省市直属医院，暂时按兵不动。要克服委托代理链条长带进来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建立中央直属医疗改革项目，一竿子插到底，取消军师旅团营，总司令直接领导连队。彻底实行扁平化管理。出资人到位。美国联邦政府医院建设项目也是一竿子插到底。
四、问：您觉得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现象产生并有继续恶化的根源在哪里？您也曾经研究过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制，有些在实现医疗公平方面确实做的不错，您最推崇的有哪些模式？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借鉴意义大的又有哪些？为什么呢？
答：我转引一段话做回答：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巨著《经济学》中曾给“医疗保健”下了一个“永不消失的问题”之“魔咒”，从现实情况来看，“魔咒”果然应验了。医疗保健的体制构建问题，有着其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可能也不会一蹴而就。就算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医疗保健制度尽管一再完善，却还算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即买不起健康保险的数千万民众如何才能享受正常医疗保健？换而言之，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体制不是某些国人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在“永不消失的问题”面前，虽然有充分的理由去呼唤我国医疗改革新框架尽早横空出世，但是我们更需有足够的理性来确保医疗改革新框架的合理性、可行性。在医疗改革的制度构建上，纯粹的市场主导解决办法和国家化医疗保健都已经被历史经验证明是死路一条，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公平”与“效率”两者博弈白热化的体现。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状中厘清思路，我们有必要先回答两个问题：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哪些是市场所统辖的领域？哪些是非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两个问题是否得到准确的判断与回答将是我国医改新框架能否顺利出台的关键。
可以说，症结就在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在具体操作中走入了歧途：应该引入市场竞争的地方（比如医疗服务所涉及的大部分领域）却被行政垄断牢牢掌控，应该实施政府保障的地方（比如基础科学研究、低收入人群福利、传染病防治等）所花力气却不够、收效并不佳。因此，未来我国的医疗改革新框架应该着眼于“市场提供医疗服务，政府承担福利责任”：通过良性的市场竞争让民众可享有最优质的医疗服务，通过政府调控、财政补贴让低收入民众能享受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政府同时通过税收、保险等途径让所有民众都享有相对公平的医疗福利。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论者呼吁“全民免费医疗服务”（即公共财政买单、政府按公平原则向公众提供），这种模式其实是有严重弊端的：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也会造成“有病可能要排队等死”（因为公共财政买单造成多人排队等候救治）的怪现象，我们必须予以警惕。从一个极端迈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医疗改革，不是我们所想要和追求的。在求解“永不消失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尚需摒弃一些“激情”、呼唤更多的理智。
五、问：很多医疗保障做得好的国家，在医疗保险体制方面也做得很好，这与中国的现状相比较，您觉得中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应该做出怎样的改革和调整才能对实现医疗公平发挥作用？
答：做好四件事：第一，公立医院职能重新正确定位；第二，政府为人民就下列费用埋单：公共卫生服务；低收入人口基本医疗服务；第三，农村和城市低保人口医疗救助费用。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