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乐勋：“过去一个区政府，也就十几个人，办公室就是一铺炕，这边是睡觉的，那边是办公的，一铺炕十几个人，里面有区委书记、区长、区秘书、区财粮、区宣教等等，一人管一摊，但是干起中心工作来，大家就都合起来忙中心工作。我也是同样，做中心的事，冬天农闲的时候就下乡去训练基干民兵，因为我有‘200米硬功夫’，我就能训练别人，我有文化，我就能看得懂字。那时候能有小学文凭就不错啦，我初中文化可是知识分子呢！”杜先生笑着回忆说，那时候在乡下，住老乡的热炕头，去粉坊洗澡，每逢过年过节还有文艺表演，看驴皮影和二人转，现在都很少见了。
小标题：从“无用之才”到“变废为宝”
军区会计的工作从此令杜乐勋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4年，杜乐勋19岁，他考上了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经济学系。
本科四年，他就像一只“早起的鸟儿”，阅读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史。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学说都烂熟于心。杜乐勋告诉CMP记者，经济学带给他最大的启发是机会代价理论：“任何发展机会都要付出代价”，有舍才有得。
这一点也恰恰印证在杜乐勋的人生经历。
1958年本科毕业后，杜乐勋本可以按部就班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担任政治课教员。然而因为不明所以的“政治原因”，杜乐勋与政治教员的资格失之交臂，只能由人事局做另行分配。当时哈医大党委副书记刘守忠和附属工厂的副厂长傅振友一同来做杜乐勋的工作，劝他留下，在学校的马列教研室资料室先工作几年，如果觉得委屈，也可以再换学校。杜乐勋经过认真思考，忍了，他说，“只要有专业对口，做什么都是从头做起，小不忍则乱大谋”。
杜乐勋认为，机会和代价是人生的两大关键词，人首先要付出代价、付出努力，待机会来临时，一切将水到渠成。
留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后，杜乐勋发现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但却有十分优越的学习条件。在资料室有充分的阅读条件和大量的阅读时间。在领导的鼓励下，杜乐勋博览群书，按照教师指定的参考书顺藤摸瓜地学会了文献调研方法。他直率地评价自己“天资聪明，热爱学习”，并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命运没有让杜乐勋失望，在资料室的时光带给了杜乐勋拓宽视野的机会，以退为进的思路让杜乐勋体验到了殊途同归的喜悦，在学校的培养下，他陆续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政治经济学讲师，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副教授和卫生管理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
自此，中国教育界尽管少了一位政治课教师，却多了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卫生管理学专家。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评价杜乐勋是中国卫生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上海胡善联教授推崇杜乐勋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卫生总费用核算小组负责人赵郁馨称誉杜乐勋是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的祖师爷。从“无用之才”到“变废为宝”，其间靠的是杜乐勋不自弃的努力。
小标题：解决统计局难题
1966到1976十年文革，黑龙江省统计局在这10年里都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无法计算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1978年，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宗黎从各地市厅、局和各个大学抽人来估算这些数据。43岁的杜乐勋也被哈尔滨医科大学派遣过去。
一开始，测算小组的成员们都没有头绪，本该热烈讨论的会议室内一片平静。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首先发言说，计算国民生产、收入总值，C+V+M（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剩余价值）就是了，把V+M（工资加利润）算出来，不就是国民收入吗？人民大学统计系毕业的原统计局干部说，找公式容易、找现实数据难，这些数字从哪去取？此时，由于杜乐勋有过部队财务工作经验，大学的时候又钻研经济学、统计学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对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比较熟悉，他说，“黑龙江省主要生产的就是煤、木、油、粮，把这四大项抓住了就成了，去银行可以查工资，去铁路可以看铁路货运量，V+M就能算出来了。”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杜乐勋和人大统计学专业毕业的干部能够说出一二。最后，统计局将杜乐勋和人大的老师列为核心组成员，其他的人都负责去跑数据，下到黑龙江的银行、省市业务厅局和哈尔滨铁路局。
“最后问题是，农村的数字出不来，农村供销社有数字，但是不全，因为没有自留地（园田地）的收入，我们就下乡入户调查，他们种了什么菜，养了什么鸡鸭，割了多少草等等，最后来估算。这些调查出来的数还要和劳动工资分挂钩：想先调查一个小样本，然后推算总量，就要有可比参数，比如我们调查了这20户，估计自留地收入大约占劳动工资分收入（在生产队赚的钱）的30%。劳动工资分收入我们可以再调查，供销社有底账啊，最后加起来乘以农民人数，就是全体农民的总收入了。我之所以能算出来，就是因为我在部队有实践经验。在大学学过经济统计学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出来后，后来我做世界银行临时顾问，负责测算中国卫生总费用也是这么算。我和世界银行来核查的专家讨论这种算法对不对，世界银行的专家说如果是他，也这么算。”
小标题：一次演讲名震四方
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杜乐勋的名声大震，是从30年前的一次演讲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