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都是要长大的。在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过程中，人被迫变得社会化，去配合他人，做自己必须做而不是喜欢做的事。这种迫不得已的感觉在而立之年达到了顶峰：班是必须上的，家是必须养的，账单是必须付的，房贷是必须还的，孩子是必须带的，老人是必须陪的，家务是必须干的，应酬是必须去的，人际关系是必须处理的……做一件事不再是为了贯彻自我意志，这些事情是强制性的，它们要求一个人必须在不同的场合找到自己的地位角色。领导面前是员工，家庭之中是儿女、是父母，酒桌上是戴着面具的社交人，亲戚朋友面前是肩负人情的可托付之人，在一票账单和房贷之前又变成了不怎么像人的帐房先生。为了适应成人社会的复杂规则，一个人会依次体验各种角色下的“我”，而背后的那个完全从自我需求出发的“我”被淡化了。当自我需求被剥削到心理难以承受的程度时，危机感就来了。于是个人会迷失，有了想回避的念头，出现了本能的抵制。
和教人战胜各种弱点的心灵鸡汤思路不同，东布罗夫斯基并没有直接给出中年危机的解决方案。他话锋一转，说有一些杰出的人能够完成自我突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从而进入新的心理境界。突破的关键点在于他们能发现自己能够舍身为之付出的东西是什么，家庭也好，事业也好，什么别的也好。找到这样的东西，新的价值体系就出现了：有若干东西是你在乎的，其他是不在乎的。为了真正在乎的东西拼命，就没什么好回避的了。在这个标准下，和自我需求相匹配的事才是必须的，而其他事情既然心理上已经觉得不必须，即使失败也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有一些人的意见即使违背后果也不那么重要了。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归，这个新的自我和青少年期不同，它渴望的不是成长而是创造，创造一切条件去做成最在乎的事。
那么在东布罗夫斯基给出的框架里，陷在拖延状态的御宅族就是还没有从各种“必须”中解脱出来的自我迷失一族吧。虽然各种心理调适理论都无绝对正确一说，但东先生不经意点出了拖延的本质——它就是一场和自我的战争。那个新的自我一日不找到，就一日不能坦然面对世界，连带着身体也跟着倒霉。御宅族不是ADHD，放弃对注意力缺失症的妄想吧。
一个强大的自我，连真正的ADHD都可以战胜。
（注：本文首发于科学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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