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交通网络与疾病传播的现代启示）
·寻古识今·
李楠
进入近代工业化社会以来，任何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城市化与工业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必然成为第一要务。然而，在人们关注交通网络对经济增长、城市化、市场整合等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交通网络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却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在众多的负面影响之中，交通网络对流行性传染病的扩散和传播效应最为突出。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资本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从本世纪初禽流感、猪流感的爆发，再到近期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等，随着交通网络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或地区与地区之间地理距离的缩小。这恰恰导致了这些灾难性传染性疾病在非疫原地爆发的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交通网络对疾病传播影响的案例，莫过于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
近代东北地区虽然不是近代中国最早修建铁路的地区，但却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最快的地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北地区铁路累计里程从1897年的65公里上升到1911年的3089公里。与此同时，铁路货运量也直线上升。从1901年200万吨上升到1911年的900万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铁路发展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在20世纪初，东北地区就形成了由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北宁铁路为主体，贯穿整个东北地区的"T"字形铁路网络。铁路网络的形成恰恰为1910-1911年流行性大鼠疫的扩散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蒙古草原地区历来是鼠疫宿主的重要栖息地区。特别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种名为蒙古旱獭的动物与这场大灾难有着密切的联系。旱獭的特殊之处在于每年入秋，身形肥硕丰满，而且皮毛色泽光亮，商业价值极高。特别是在上世纪之初，旱獭皮毛在欧洲突然成为紧俏商品。旱獭皮毛从1907年的每张0.7卢布，上升至1.2卢布，出口量大增，从最初的70万条上升到250万条。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捕獭人进入草原地区从事捕杀旱獭的活动，猎户最高曾多达1万多人。然而捕獭是存在风险的。因为旱獭作为鼠疫的主要宿主，存在人与动物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当捕獭人在获取旱獭毛皮时，如果处理不当将自己与病獭发生血液接触时，就造成了人与鼠疫之间的传播。
根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鼠疫最初发生在1910年秋季俄国境内的达乌里亚站。在那里住宿的人员当中突然有7人死亡。之后，此前与此7人同住的两人在一周之内也相继在中国境内的满洲里站死亡。由此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的序幕揭开。最终导致东北地区有60余县受到鼠疫影响，死亡人数近6万人。
这里所谓的疾病扩散主要是指疾病在空间上的推移。一般情况下，传染病扩散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迁移性扩散。这种扩散主要是指从一个地区跳跃到另一个地方而不影响中间地带。二是都市层级扩散。主要是指地区间通过运输网络进行联系，因此传染病主要在交通要道沿线和城市及其腹地之间传播得较快。特别是传染病在时间和空间上从某个中心点向外传播。而恰恰这两个疾病扩散方式均存在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中。
首先，从迁移扩散来看，鼠疫虽然爆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地区，但感染鼠疫的感染者沿中东铁路一路向东，进而将鼠疫传播至与满洲里地区千里之遥的长春、沈阳等地。导致这一结果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铁路对鼠疫传播的扩散作用，使鼠疫疫源地与疫发地区直接联系起来，进而形成长距离跳跃性的鼠疫传播。二是当时恰逢年底，而东北地区在1860年后便成为重要的移民迁入地区，因此在1910年年底秋收以后很多移民计划回关内过年。夹杂鼠疫感染者的大规模流动人口与铁路网络的结合，最终导致鼠疫迁移扩散的形成。其次，从都市层级扩散来看，在这次鼠疫传播过程中，大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交通中转站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哈尔滨等交通中转站对周边辐射作用尤为突出。大量的流动人口通过交通中转站进而向其他目的地分流，而这些人口的流动可能促使鼠疫病毒携带者也向周边地区扩散。
在通过对比拥有铁路的地区与不拥有铁路地区在鼠疫爆发前后因鼠疫死亡的人数时发现，当鼠疫爆发时拥有铁路的县要比未拥有铁路的县死亡人数高出2倍左右，而灾害严重程度高出1个等级。而将普通车站与交通中转车站对比分析来看，后者对鼠疫的传播影响更大，因鼠疫致死人数高出2个百分点，传染性疾病的都市层级扩散效应突出。
尽管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已经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至今已过百年，但作为交通网络对疫病扩散影响的典型案例，却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人们享受交通便利的同时，如何面对和处理跨地域甚至跨洲际的疾病传播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与难题。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