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文化立场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困境，他们希望改变中国，要让中国变得好起来，并为此不懈地呼吁，却永远不可能成功，原因在于，其文化立场是与民众的文化生态以及文化生命为敌的。这一事实导致了20世纪中国最深刻的文化冲突，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以拯救老百姓为名破坏文化，而老百姓却在不自觉地守护中国文化。完全的不自觉，绝非有意识地要与知识分子为敌，而是，这些东西都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我爷爷这样做，我爸爸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做。这一文化冲突，其实是许多政治冲突的底层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太苦，太穷，文化太落后，一定要改造他们，不能让这样一盘散沙的状态持续下去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可是，没想到这个改造如此艰难，最后还是因为放弃了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努力，才取得了重大进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认为找到了改变中国的真理，并为此付出了努力，没想到遭遇到了普通民众无声的抵抗。
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得那么活跃，我们好像认为那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了，知识分子占据了整个舞台。可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整体看上去却似乎乏善可陈。
我们要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情势中，如何重建士君子养成机制，这是中国走向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的关键。任何一个时代，社会治理的好坏都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士君子养成机制，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因为这是中国的经验。关键的问题还是教育的规划。实际上，这个变化已经开始了，在教育中重新导入中国文化，这些年来有了很大进展，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突破。
对此，我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本报记者薛百成据采访笔记整理□张威/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