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作为儒学公案，其争议由来已久。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每不出“重义而轻言利”之范围。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比较直接：儒以义为利。以下为本报记者薛百成对龚鹏程教授的专访。
今人说义利，所在皆是义利二分，义在其先，而后可言利。而论二者具体关系，每多飘浮语，顾左右而言他，诸如必须、应该，但是也不能绝对地，也要看到，之类。龚先生所言，似仅此一见，直说儒家如何以义为利，而不说义在利先，不说见利不忘义。
这个是有出处的。 《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大学》教导我们的，正是治国理财的大道理。可惜后世多只注意它前面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部分，在那里吵来吵去，对此就不免轻忽了。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生财有大道有小道，小道是以利为利，大道是以义为利；发财有两种，一种以财发身，利用财来发显自己；一种以身发财，像我们现在这样，拼命赚钱，想发财，结果把自己殉给了财。
孔夫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样的话，以表明如不失义，我亦求其利。 《吕氏春秋》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放在今天，这就是说助人为乐，报酬也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儒家轻利重义的印象是怎样出现的呢？
儒家本来重视利，且认为利是与义相关联的。既如此，为什么后世老有儒家只谈义不谈利的印象呢？这是孟子的影响。
《孟子·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
此即所谓“义利之辨”，是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之一。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人往往奉此为座右铭。可是孟子这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令人讳言利，只知高谈仁义。殊不知孟子当时乃是当头棒喝之说、冰水浇背之言，意思是不可仅着眼于利，需由仁义行，才能真正获利。
义利概念自提出，即是为着解决其时道德准则与财富（含富国强兵之大与个人财富之小）之间的矛盾。利，自然指的是财富以及利益，而义则是道德方面的天然约束，但是后世的论争日趋复杂，且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把问题集中在单一的道德层面了。这正如龚先生所说，近人论儒家，主要是从政治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方面论，很少由经济方面去讨论。
由经济方面去讨论儒学，这个话题其实早在100年前就有康有为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大开论域了。康有为写过 《物质理财救国论》，陈氏受其影响，故专就经济方面弘扬孔教。该书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著作，也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一部。因为其后的儒家学者多不娴经济学，儒家又被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故几乎没有赓续的讨论。
这本书是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由该校正式出版。可见水准颇获好评。出版次年（1912），梅纳德·凯恩斯就在《经济学杂志》上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也把它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熊彼特之名著《经济分析史》亦承认其重要性。
您刚才引用《大学》中有关义的论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在治国的层面陈述义之要旨。而这一陈述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飘浮，因为依照我们对古代有关义利概念的基本印象，似乎不大容易理解“以义为利”的含义。学者黎鸣有一个极端的说法，义利之辨是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大陷阱，因为用义与利辨，无论义胜，还是利胜，除了两败俱伤，全都有害于人生之外，别无他获。
秦汉以后，延续儒家这套思路者不可胜数。举一个例子，宋代的叶适一贯被视为功利一派，他的见解足以证明儒家说功利，一贯都是以义为利的。叶适的看法是，治国理政，一般人都是讲兵讲利、夸当世、重狱讼、强调行政管理；孔孟之道却是讲义、讲去兵、讲尧舜三代、讲礼乐、重教育。孔孟义理常常因此而被视为迂阔。可是大家自以为是的功利办法，历史证明了，根本不能久长，反而是被视为迂阔的，长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他说：“故臣之所甚患者，以上迂阔诮其下，而下亦苟讳其迂阔之名，自贬而求容于世。其小者，学通世务，则钱谷、刑狱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纷乱，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复行者勉强牵合，以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败事。而臣以为必得其迂阔者而用之，天下其几乎！ ”他希望大家能真迂阔些，真去讲孔孟之道，以此大义，兴国之利。
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明代邱编撰的《大学衍义补》是一部教育皇帝的教科书，其中涉及义利之辨者甚多。如该书卷二五引用《王制》：“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 ”
而后引用宋代李觏的论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 ”
邱的评注是一句话：“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这个评论耐人寻味。
那么，治国理政之下，古代日常生活层面的义利观，又是怎样体现以义为利的儒家理念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