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特别抵触手上沾血。抵触的是碰触自己的身体。从小我就不喜欢自己身体的气味，也不喜欢分泌物滑溜溜的感觉，总觉得洗不干净。又害怕手脏，怕碰到自己的身体会造成细菌或者真菌感染。这次对月经碟的尝试，需要用整个手指把挤压后的碟片推到宫颈口，尽管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还是感觉非常的不适。再说，宫颈口在哪里，长什么样，在我身体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构造或者呈现方式，我统统没有概念。会掉出来，可能就是因为放错了地方吧。
夏天结束以后，我搬家到华盛顿，作为驻地艺术家开始做一个关于男女平权文化的独立项目。
在思索性别概念和偏见是如何形成的时候，接触到很多关于青少年性教育方面的内容。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目前在宾州一个小镇的基督贵阁会（Quaker）中学教书的性教育学专家分享了一个他常常在课上讲给学生的故事，叫做“生殖器失物招领所”：“同学们，想想一下，有一天早上你醒来，发现自己的生殖器不见了。你非常的着急，于是打电话给学校，说你的生殖器丢了，不知道怎么办。学校说，哦，这没什么新鲜的。我们有一个生殖器失物招领所。所有丢失的生殖器都会被送到那边。于是你去了这个失物招领所，发现在前台坐着的是一个面目慈祥的银发老人。老人看到你，说，来啦？生殖器都在后面的架子上。你自己去看看有没有你的。是你的，你就带走。你感谢了老人，走到她身后的房间里，看到一排一排的架子，上面有无数的生殖器。”
性教育专家说，每次他在中学课堂里讲这个故事，故事讲到这里，他会问学生们：“你有没有信心找到自己的生殖器带走？”男生们都会哈哈大笑，有的人迷之自信：“我相信只要我叫一声，我的老二就会穿过无数的架子乖乖的飞到我手中。”而女生们则局促不安，有的坦言：“我不确定。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殖器长什么样。我没有和它互动过。”这个答案揭示了很多女性与她们身体的关系，体现了文化对男女性意识的社会建构。
听过这个故事以后我常常想：我爱我的身体吗？关注它吗？正视过它吗？了解它吗？面对它和它的需求，我感到坦然吗？我为什么选择了让自己的身体来月经？我对我的身体，足够负责任吗？回想起自己和月经碟的故事，我看得到我是多么缺乏与自己身体互动的经验，多么缺乏兴趣，多么容易就放弃了。我身上有许多不明所以在继承文化中养成的习惯。我想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更加了解来月经这件事。
二零一九年四月，我参加了一个“月经派对”。派对的着装主题是红色；到场以后，要站在一面用无数片染了假血的卫生巾铺成的背景墙前面拍照。那时候我专注做着关于平权的项目，所有跟女性权益相关的活动，有时间都会去参加一下。报名时见网站上写着宣传“月经平权法案”以及派对组织者未来的国会山游说计划，我心想：月经平权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所有人都有来月经的权利吗？“来月经”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呢？
“来月经”是一种生理现象。“月经平权法案”所倡导的“平权”，指的是认识到这种生理现象的不可抗性，从政策和经济角度创造积极的社会条件，让所有来月经的人都能有月经自由的体验。这个法案是由纽约市的华裔女议员孟绍文牵头提出，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在保障月经权利方面最全面最详细的法案，针对的是当下作为社会现实的“月经不自由”。
月经派对的当晚，五六位在月经平权方面的活动家和公益组织领导纷纷发言，举了很多例子。例如，生理卫生用品在监狱里目前不是免费供应品。服刑人士在经期不但没办法保持身体清洁，还会受到他人的欺辱。例如，著名的“粉红税”——生理卫生用品被作为奢侈品征税，与此同时伟哥则被列为“药品”。再例如，很多穷人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没有能力负担生理卫生用品的开销，然而划拨给社会福利机构的公共卫生资金不被允许用于购买和发放生理卫生用品，因此依靠福利机构救济的人们常常只能领取免费的卫生棉球来自制生理卫生用品，并且一个棉球还要重复使用。没有棉球的人，就只好用袜子、破布、硬纸板的芯。一个露宿街头的女人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连这些都没有，我就尽量坐着不动。这样血流得慢一些。”
我自十三岁初潮，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所谓的月经贫困，也几乎没有过严重的生理痛。这些在我看来我习以为常的月经体验，在另一些人眼中可算奢侈。当晚发言的蜜蜜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负责人。她做的产品是纯天然的内服生理痛舒缓精华，创业的动力是她自己严重的生理痛，以及市场上缺乏好的产品。很多学生和成年人饱受生理痛的困扰，在经期会因为需要卧床而缺课、请假翘班。他们的工作效率因为生理现象受到影响，而工作单位却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和包容，而医生也经常不相信女性对自己疼痛的表述，尤其是检测不出器质疾病的时候。在学校、写字楼女厕随处可见的投币生理卫生用品贩卖机，在某市的一次调查中被发现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坏的或者空的，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场所意外来了月经而没有带卫生巾，极有可能没有办法在紧急情况下找到备用的。
此外，有一个议题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不应该将月经性别化。生理卫生用品不应该被叫做女性用品，因为一些身体表征呈现为男性的女转男跨性别者也会来月经。随之而来的讨论就是，那么，是否应该在男性公用卫生间和无性别公用卫生间里，都设有能够提供生理卫生用品的保健盒？
派对结束以后，我感触很多，于是报名参加一周以后的国会山游说，想为这些议题在社会上获得更多关注出一份力。所谓游说，就是拿着孟绍文的“月经平权法案”要点，去国会山的众议员和参议院办公室，跟尽可能多的议员普及这方面的相关知识，争取他们对法案的签名支持，从而使法案获得投票通过。
我们要普及的知识，很多在女性们看来都属于常识。譬如，一个人在一个月经周期要使用多少片卫生巾，多少片卫生棉条？在目前的监狱政策下，有的监狱被允许在一个生理周期为有每位需求的服刑人士只提供一个棉条。有新闻报道，狱警打开牢室的门，将一把棉条扔在地上，然后笑嘻嘻的看着一群服刑人士扑过去匍匐在地上，为这些散落的棉条争的头破血流。然而，1983年美国航天宇航局在送第一个女宇航员Sally Ride入太空的时候，却为她为期一周的旅行准备了一百个棉条“以防万一”。一个或者一百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样的决策过程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呢？得出这样结论之前，是否咨询过真正有来月经体验的“内行人”呢？
我们心中的月经常识，在掌权决策者心里的认识，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稍微不够常识一点。在培训的时候，游说活动的组织者詹妮弗给我们看了一张历史照片，标题叫“国会议员讨论女性公共健康政策”。照片里，围着椭圆会议桌坐着的十几个人，都是西装革履的白人男性。当年的这些男性，是基于怎样的对于女性生理健康的了解而做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种种迷之不合理的决定？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要面对的这些掌握权力的人们，对于月经和来月经的权利这件事，又是怎么看待的？
游说当天，我起了个大早，找出自己最像西服套装的衣服换上，到国会山安检处与当日的其他队员汇合。安检并不严厉，甚至连身份证件也不需要出示，就可以进入办公大楼。我们一起仔细研究每个议员从政历史上曾经支持过的法案，关注的社会议题，重新复习要强调的论点，包括：要求将生理卫生用品列为医疗用品，要求在监狱为服刑人员按合理的需求免费提供生理卫生用品，要求所有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办公楼、员工数量在五百人以上的企业，在所有卫生间里免费提供生理卫生用品，要求将生理卫生用品去性别化。我很紧张。詹妮弗安慰我：“不要怕。这些议员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些人没准也来月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