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骨骼考古（Human Osteoarchaeology）是指以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生物遗存—骨骼（包括牙齿）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各种技术手段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学科，包括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人口结构、迁徙行为、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不断发展，从单一的形态学研究到不断引入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单纯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和文化，已经形成对人类骨骼多学科融合、多角度整合的研究模式。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人类骨骼考古各方面的科研与学术活动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上延续了往年的科研与学术，并展开对人类骨骼考古各方面的反思与学术史的探讨，走向不断创新之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骨骼形态学观察
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搭建古代人群体质特征的“时空框架”古代人骨上呈现的形态特征是研究古代人群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全面复原古代文化与社会的基础。2020年开展人骨考古研究的遗址有20余处。除了继承以往对中原和北方地区先秦时期人骨材料的研究之外，形态学研究的时空范围有了较大的提升。在时间上，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人骨材料仍然是形态学个案研究的重点，同时向前扩展到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向后扩展到汉代、北魏、元代和明代。
北京东胡林遗址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重要遗址，遗址出土的人骨遗存为我们了解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华北地区人类体质演变及古人生活、行为适应方式提供了重要材料。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元代人骨的研究填补了内蒙古元代人骨研究的空白，对重新认识元代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广饶县中南世纪城墓地出土的明代人骨开展了多方面的生物考古学研究，填补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明清时期人类的研究空白。
从空间上，中原和北方地区仍是个案研究的重点地区，但同时研究范围扩展至西北边疆和南方地区。过去由于南方环境的问题，人骨保存差，研究基础薄弱。2020年，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积极配合，在长江上游的成都新一村十二桥文化墓地、三峡地区的重庆巫山大水田大溪文化墓地、长江中游的湖北郧县大寺和店子河遗址、长江下游的海柘林遗址良渚文化墓地等采集和研究了大量人骨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们对长江流域古代人群认识的空白。
考古现场清理骨骼
现代人类起源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人类起源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该研究逐步从宏观形态学向精细化、纵深化方向发展。安徽华龙洞古人类股骨性状研究显示，3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已经与早期现代人接近，这对追溯现代人肢骨（股骨属于下肢骨）形态的出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最新对距今近百万年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出土的4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研究发现，该古人类演化上位于欧亚大陆早期直立人和晚期典型直立人从早期向晚期过渡的中间状态，弥补了对东亚古人类演化认识的不足。
贵州招果洞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人类上肢骨研究发现，其特征表现出与典型的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上肢骨一般形态最为接近的形态特征，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人们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业的模式从更新世一直延续到全新世早期。该研究不仅为了解东亚全新世早期人群上肢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对于揭示狩猎采集人群在中国西南地区、甚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人群行为模式、人群骨骼微形态演化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时，人类化石材料的专题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有学者对门齿孔位置在中国古人类化石的表现特点及演化意义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门齿孔位置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呈现较规律的变化。还有学者对东亚中更新世古人类下颌第二臼齿釉质-齿质连接面开展三维形状和釉质厚度分布进行研究，对认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的牙齿形态和解决古人类的分类地位具有一定意义。
更多的关注古代人类的健康问题
古代人骨是最能直接反映古代人类健康问题的材料。近年来，骨骼上反映古代人类健康问题的古病理学得到蓬勃发展，已经从简单的骨骼病理描述，发展到通过骨骼病理现象研究古代社会生业模式的综合研究。
河南郑州洄沟遗址(3900–2900 BC)出土了中国境内考古记录中最早、最完整的因难产而死亡的案例；郑州双槐树遗址(3500-2900 BC) 出土了中国境内第一例可能因巨大儿、胎位异常等因素而导致的难产死亡案例，为研究中国古代生育健康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部分学者对距今5000年前郑州地区古代居民的龋病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郑州仰韶文化居民的龋齿罹患率水平较高，可能与种植农业的发展、聚落变迁、人口增长有关。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人群古病理学研究显示，他们的营养健康状况大体相似，都具有较高的婴幼儿死亡率、相对偏低的身高和牙釉质发育不良的高发病率，儿童时期均患有营养缺乏类疾病，承受了较重的生理压力。
陕西榆林五庄果墚人群古病理学研究显示，某些疾病的高发均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相关，研究揭示了五庄果墚先民健康状况背后潜在的农业因素，为探讨中国北方早期农业与人群健康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生物考古学的例证。
甘肃张掖黑水国遗址汉代人群有40.5%的个体上颌窦出现窦炎的骨形态改变，它的高出现率可能是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包括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空气污染、牙齿疾病以及病原微生物等。
山东曲阜战国至汉代墓地发现两例个体的颞骨上异常的骨瘘，可能是由乳突炎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活条件较差可能是罹患乳突炎的潜在因素，这是中国首次报道的乳突炎病例。
有学者开始梳理国内外关于密螺旋体类疾病的古病理学研究成果，阐述了梅毒病的诊断方法、起源以及古病理分布，为开展专门的古病理观察和统计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家过去对古病理学的观察与判断多根据经验和前人著述，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世界古病理学教科书《骨骼疾病图谱》的翻译出版，以图谱的形式展示观察、分析骨骼标本的异常形态结构，进行骨骼疾病的病理学分析和诊断，为广大人类学家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鉴定、判断和分析标准。
骨骼创伤研究也是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暴力冲突、社会风俗以及医疗卫生状况等。距今40万年前的和县直立人头盖骨化石上骨骼病变最大可能因素是暴力性头皮拉伤导致，为探讨中更新世古人类生存环境和行为方式提供了新证据。
郑州汪沟遗址仰韶文化居民的创伤研究显示，汪沟居民基本不见因暴力冲突而引发的蓄意性伤害，推测汪沟居民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生存环境相对稳定，聚落或部族之间发生战争与暴力冲突的频率较低。北京延庆军都山墓地东周时期男性居民较高的颅骨创伤率和安徽六安的战国中晚期楚国将士斩首现象，则体现了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新疆山普拉铁器时代墓地中人骨上的颅脑损伤出现了后期护理以及社会和康复方面的长期援助现象，体现了社会的护理水平和医学知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过去的社会关系、文化、群体和个人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