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政治”在中国的延伸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本身已经道出了食品产业的“政治”属性。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纽约大学营养、食品研究和公共健康教授玛丽恩·奈斯特尔先生编著的《食品政治》一书。作者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食品业者利用广告制造饮食习惯和个人抉择，非厂商审慎操纵假象，消费者看得懂广告内容，却不见得食品业者在国会、联邦机构、法院、大学和专业组织幕后‘使力’的一面。”食品行业是个道德良心的行业，在现实社会中，“食品政治”的内涵要远远超出公司行为层面。食品安全与贸易问题，已经随着食品供应链愈来愈跨区域化而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上升到了国际政治的高度。

食品产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意义
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又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食品产业的发展，是带动农业产业化，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缓解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主要渠道，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龙头产业之一，是农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消费品产业中为国家提供积累最多、吸纳城乡劳动就业人员最多、与农业依存度最大、与其他行业关联度最强的一个产业门类，食品产业的发展备受瞩目。山东、吉林、安徽等农业大省无一例外的把食品产业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品加工业占农产品产值的比例还很低，仅为１∶０．５，而美国为１∶２．７，日本为１∶２．２。中国居民食品消费中，食品制成品的比例只有３０％，距５０％的目标还很远。这个指标是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标志。只有农业和食品产业发展了，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食品安全成为社会焦点
２００４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广州假酒中毒事件、四川彭州的毒泡菜、天津的假鸡蛋、“敌敌畏”金华毒火腿、糖精水勾兑的劣质葡萄酒、龙口粉丝、北京毒蘑菇、香港毒鱼刺事件、非食用冰醋酸的山西老陈醋……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当人们祈祷这些事件永远不要再现的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２００５年３月肯德基、亨氏产品等跨国企业开始受到苏丹红“骚扰”后，雀巢奶粉碘超标、哈根达斯“黑作坊生产”、光明回牛奶危机……所有这些事件使得食品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食品质量、卫生这样一个简单的食品本身的问题，也确实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因为食品安全关系到公共安全和大众的整体安全，而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安全，是影响到广大消费者包括消费心理在内的种种安全。食品安全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政府职责问题，食品安全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日益关注的首要话题。

食品安全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健康。２００４年３月，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提出警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５０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他的依据是：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都和食品安全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近年来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４０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因此，食品安全已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种族延续。“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保护亿万民众的生命和健康，理应被视为首要的政治责任。

诚然，我们习惯于开展“救火式”、“疲命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但是这已经明显背离了整个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我们的民众已经天天置身于“黑心食品”之中，他们的命运跟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紧紧维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政治层面高度来认识食品安全问题，不把食品安全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常抓不懈，不能在政治层面构建食品卫生安全的官员问责制，一幕幕悲剧就会陆续地上演。

食品贸易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９日，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一位历史系教授在现场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国民党长期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问题，我想问您：你认为当前我们来加强两岸的合作、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健康的发展，这对台湾本土的农业人口有什么利益？有什么不利？应该如何趋利避害？连战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直接表示：“希望大陆能够开放农业，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让台湾的水果、花卉等等，都能够有一个新的发展，开拓的机会。”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农业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往来日益频繁。近年来，两岸农产品的贸易规模逐年扩大，２００４年贸易总额达４．２１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１．１６亿美元，增长了１０．４％，台湾的海产品、干鲜水果、粮食制品、茶叶等优质农产品已进入大陆市场。但这个数字仍与两岸间农产品的贸易潜力相去甚远。台湾农产品扩大在大陆市场销售的最大障碍是台湾的政治因素影响两岸农业合作。此外，两岸至今未能直接通航，也是台湾农产品扩大在大陆销售的最大束缚，目前台湾少量进入大陆市场的农产品须转经第三地，时间长、成本高、风险大。

为进一步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和扩大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我国领导人２００５年３月间发表的关于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中提出：“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的问题，事关广大台湾农民的切身利益，要切实解决”。４月２９日胡锦涛与连战举行会谈，会谈后发布的新闻公报中明确指出要“进行农渔业合作，解决台湾农产品在大陆的销售问题”。此后，中国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即对台湾农产品实施一系列便捷通关、检验检疫措施，大陆对台湾１８种水果实行零关税。这对台湾农产品是个契机，尤其在台湾水果盛产滞销时，可疏散岛内产量过多的压力。对台湾地区的农民而言，来自大陆的温馨关照，远比台风“海棠”更引人瞩目。

在两岸出现新的积极因素的背景下，台湾农产品登陆的长远目标必定是迅速、大规模地进入大陆市场，而要达到此目的，其中的关键就是必须充分利用大陆地理优势及对台农产品贸易优势，率先开辟和构建一条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通道模式。７月１４日福建超大现代农业集团在福州举行首次台湾水果中转仪式，经福州中转的台湾水果将运往上海。除一般贸易和对台小额贸易外，中央还赋予福建开展福建沿海地区与台湾地区金马澎开展直接经贸往来这一特殊政策。作为政治策略之一，食品贸易在两党、两岸交流互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可见一斑。

食品贸易背后的中美关系
让我们先看看下面这条消息：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８日，美国农业部长特别贸易助理黑格伍德称，美国和中国官员上周进行的会晤并没有导致中方作出任何具体承诺。６月２７日，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和共和党议员向布什写了一封信，要求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便中国开放其大豆市场。信中要求布什“迅速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国际贸易也日益显示出自由化的趋势，在《农产品协议》逐步生效的过程中，这一趋势也正逐步渗透到农业领域。传统的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正逐渐淡出各国贸易政策的舞台。但与此同时，以技术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却以关注人类健康与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防止欺诈行为等合法目的为由，以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种种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措施为手段，不仅迎合了部分消费者和环保主义者的需要，也满足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需求，同时符合ＷＴＯ有关“例外条款”的规定，因而很快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兴贸易壁垒。中国本来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巨大的出口潜力的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和加工食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受损尤为严重，损失额近２００亿美元。中国有近９０％的食品、土畜产品出口企业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其中，食品安全卫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美经贸摩擦增多，规模也增大，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更加突出，农产品成为其中的焦点。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自２００１年起就已成为美国大豆最大的大豆市场。应该说中美大豆贸易对于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美大豆贸易不仅满足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也为美国农民和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布什和赖斯两位政要每次访问中国，必充当美国大豆的“推销员”，游说中国购买美国大豆，以改善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行业则是相对来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价值近２０亿美元大豆中，约有７０％是转基因产品。按照２００２年施行的《中国转基因生物管理条例》，美国货船必须提供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在美国传媒看来，中国针对农产品贸易的相对劣势，在世贸框架内巧妙地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进行控制。

综上所述，食品行业作为中国第一产业，其处于对发展阶段的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能简单的停留在探讨其占ＧＤＰ百分比的层面上。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１０年，食品产业的发展不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将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