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国企工人正处这样一种认知失调之中，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如今自己处于一种令人不快的边缘化的身份地位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无力改变自身的这种身份地位：既无力改变自己的客观处境，也无力改变由来自他人的看法评价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于是，作为一种自我调适性的反应，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许多国企工人同样采取了替自己寻找理由或说法，使自己改变对自身之边缘化身份地位的态度，说服自己接受如今的这种处境，从而重建内心平衡的自我心理调适方式。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国企工人已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完全接受、认同了自己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我们只是说，为了尽可能地减轻上述这种认知失调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不适、不快，他们确实在自觉不自觉地从事着这种“自我说服”的工作。
减轻认知失调带来的不快，说服自己接受、认同今日之身份地位的一种途径，是努力去发现在国企工作所具有的好处或“优越性”。如在访谈中一些国企工人说：
记录8：在国企工作也有好处啊。我们这里风险小啊，比较安耽，压力比较小，和外面比比，要稳定一点。
记录9：在国企中环境宽松一些，不想在私营那样紧张。……老板的钱是不好拿的。
减轻认知失调带来的不快，说服自己认同今日之处境的另一种途径，是强化自我道德感：
记录10：像我们的这样一辈子再一个企业做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是从一而终了，现在的年轻人总在跳槽，没有忠诚这个概念的。
记录11：我在这厂子做了三十多年了，都是凭良心在干工作，不凭良心的话，我也那个了嘛（意指跳槽换工作——笔者）。
记录12：总得有人在这里做嘛，总不能让厂子垮了吧。别人不干了，就我们干吧。我们对这厂子还是有感情的。
最后，还有一种经常为国企工人所采用的自我调适方式，就是转换比较对象，在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感觉中寻找自我平衡、自我满足：
记录13：我们毕竟都是在沿海地区嘛，杭州在中国是属于发达的，整个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比起西部来，肯定好多了。相差总有十年吧。说实在的，在杭州，有稳定工作，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记录14：我们真的也算不错了，尽管企业有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还好。好多外面来打工的想进都进不来呢。他们要是跟我们一样（每月）能挣两千多，那还不高兴死！
努力去发现在国企工作的“优越性”，强化自我道德感，强化比较对象以获得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体验，是我们在访谈中所看到的国企工人在面对自己所处的难以改变的边缘化身份地位时最经常采用的自我调适方式。在此我们需要再强调一下：我们并不是说，国企工人已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完全接受、认同了自己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事实上，上面所引的访谈“记录8”至“记录14”，和前面所引的“记录1”至“记录4”都来自我们同一时期乐观调查，因而，后者所反映的对自身之身份地位的不满，和前者所体现出的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认同这种身份地位的自我心理调适，乃是同时并存于今日之国企工人的意识心态。也就是说，假如说国企工人对于自身今日之边缘化身份的“认知”是清晰的，那么，就“认同”而言，其态度是矛盾与暧昧的。而这种矛盾性、暧昧性，正反映了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复杂性。事实上，不仅国企工人在面对其身份地位于社会转型中的变迁沉浮时有这种矛盾暧昧的心态，其他阶层的成员恐怕也不免如此。而这种心态，既体现了所谓主观社会分层的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并影响着社会阶层之间的群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