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5：改革开放以前国企工人的整体收入水平在整个社会里是属于中层甚至是中上层的，很多人都愿意去。那时候大锅饭的思想深入人心，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比较接近，都安分于自己的生活，不过公认的工作效率也比较低下。……现在在浙江这地方，哪还有多少国企。……一听国企工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下岗。工人们思想行为方式一直受计划经济时代的限制，知识水平和掌握的技能比较低下，现在实用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是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谁会要你。……国企现在是没多少人愿意去的，打工的——像农民工他们会愿意去） 。（对某医院医生的访谈）
记录6：以前老观念总觉得要进国企、要找铁饭碗，现在时代在发展了，这种观念也改变了。当时下岗很多人接受不了，怨愤情绪很大。现在整个的趋向就是靠自己本领吃饭，国企的管理模式、奖励制度也是要渗透类似现在私企的模式的。现在国家整体上讲已经没有完全的终身制了，公务员也要竞聘了，国家在向这个方向发展，都要竞争，都要靠本领吃饭。没本领嘛就自己受苦，新观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了，你叫苦叫屈是没有人听的。从根本上来讲，人的素质和适应能力是有高低强弱的，有些人素质高些、适应力强些，会知道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思想，寻找生存之道。（对某公务员的访谈）
记录7：国企效益不好的时候有能耐的人早就出去自己单干了——我自己就是那会儿出来的——那么就是到私企，出去的人多半是技术好，头脑灵光的，他们不会耗在厂里等死。留着不走的常是那些磨洋工的了，平时不努力学技术，自己没本事，靠这国企当铁饭碗。国有企业一直在提倡主人翁精神，要大家想办法，共度难关。但他们就光知道闹，不想着改变现状，领导想改革根本做不了。你（指领导——笔者）有甚么办法还不让你去实施。不管社会现在怎么看，下岗的人怎么说，我真是觉得很多下岗的人自己是有责任的。我知道，同情弱者是一个方面，不过他们自身也要反省的。（对某私营企业主——曾是某国企干部——的访谈）
可以看出，尽管我们的访谈对象所来自的职业阶层互不相同，他们在措辞中所流露出的对国企工人的情感态度也略有不同，有的温和些，有的尖刻些，但是，上面所引的那些访谈记录（因篇幅原因，省略了很多）却明显包含着两点对国企工人的共同看法或评价。第一是，都认为国企工人的处境已大大地今不如昔，如果说，在过去，国企工人的地位属于社会的中上层的话，那么，现在则已处于社会的下层甚至底层。在其他阶层成员的眼中，国企工人如今基本上属于除非实在没有办法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干的职业显然，在这一点上，一般他人对国企工人的看法和前面所述的国企工人对自身身份地位的认知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但是，在另一点上，两者之间就显然存在很大差异，至少，其他阶层成员在表达对国企工人的看法、评价时往往着力强调的一个方面，在国企工人主动的自我陈述中是看不到的。从上面所引访谈记录可以看到，其他阶层的成员都纷纷将一些消极的品质赋予给了现金的国企工人，包括没本事、没能耐、素质差、不努力、不好好学技术、磨洋工、跟不上时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只知道“闹”、从不主动想办法，等等。而他们将这些消极品质赋予国企工人的言下之意，显然是说，国企工人之所以会处于今天这种边缘化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是“咎由自取”，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今天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做了“正当性”论证。而进一步由此推论，则就是，国企工人对于自身今天的边缘化处境不应该有什么抱怨，不应该怨天尤人，而应该“接受”。显然，这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国企工人的自我认识是相当不同的。
但是，尽管不同，如上所述，当这些来自一般他人的看法、评价形成一种包围着国企工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时，就不可能不对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产生影响甚至冲击。前面指出，在国企工人“主动的”自我陈述中，一般不会提到自身素质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对国企工人的访谈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知道社会上其他人对你们国企工人的看法吗？”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经常听到、看到的回答或反映就是：“知道，说我们没本事呗。”或：“还能有什么，看不起我们！”接着往往是一声叹息或一阵沉默。从这种叹息和沉默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那种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的一般他人的看法，对于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的冲击或者说压迫性的影响：他让你纵然不愿意接受，却也难以否认或拒绝。
三、自我说服：认知失调与身份认同
迄此为止，我们从前面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国企工人对于自身如今所处的边缘化的身份地位有着清楚的认知，但在内心里对于这种身份地位却并不那么心甘情愿地接受；另一方面，国企工人之外的一般他人对于国企工人的看法评价构成了一种包围着国企工人的“压迫性”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强迫着”国企工人去接受其现今的身份。但是，从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将看到，促使国企工人去接受其地位处境的，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其自身为减少或缓解心理上的不协调而采取的某些心理调适方式，也在推动着他们接受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也即，假如说国企工人对于自己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的态度是一种矛盾暧昧的心态，在抵触的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接受、认同，那么，这种接受认同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有“主动”的成分。
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在其解释人们态度改变的认知失调理论中曾以实验数据为基础指出：人们的社会认知包含着许多认知元素，这些认知元素包括人们对环境、对自身以及对自身行为等等的认识、意见、信念或态度。当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知元素发生矛盾或不一致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引发一种不协调的、紧张不适的状态，这种紧张不适会进而产生一种内驱力，推动人们通过某些调适性的心理反应而重建内心的或者说社会认知系统的协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费斯汀格所说认知元素之间的矛盾或不一致，主要是一种通过自我相关性而产生的心理或情感上的失调，而非客观逻辑上的不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认知失调是经常发生的，不过，对我们此处所讨论的话题来说，最重要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后来在诠释认知失调理论时着力强调的那种认知失调，即当人们面临一种消极的、令人不快的、但又无法回避、无法摆脱的处境时所产生的认知失调。许多实验证明，当面临这样一种处境时，为了减轻、消除认知失调所带来的内心紧张与不适，作为一种心理调适性的反应，人们常常会努力主动地去寻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让自己相信，这种处境事实上并不真的那么令人不快，从而说服自己去接受这种处境——也即改变对这种环境的认知或者说态度。在这里，这种处境的无可避免、无法摆脱，至少是难以避免、难以摆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否则，人们就可以通过轻易地改变自身的这种处境来重建认知的或者说内心的协调平衡，而没有必要去寻找理由说服自己去接受、认同这种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