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这些访谈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们的访谈对象那里，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关于人我之间横向比较的陈述总是和今昔之间纵向比较的陈述不知不觉而又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样一种抚今追昔、纵横交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国企工人对于自己如今所处的边缘化的身份地位有着非常明确真切的体认，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诸如“工人现在是最惨的、最穷的一批人”、“农民好了，工人惨了”、“现在工人是路边草啊，真的是路边草”等等表述中。我们的访谈对象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方面，还是在他们更加关心的经济收入方面，自己如今都处在一个相当底层的位置上。而他们在叙述中时时带出的对于往昔的缅怀，则更饱含着一种深深的今不如昔的感叹。
第二，国企工人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而获得了对自己身份地位及其历史沉浮的体认，而在这样一个为认识、确定自身社会身份而进行社会比较的社会心理过程中，实际上又包含着“区别”与“等同”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区别”，就是根据自身特性与他人的差异，而把自己从某些社会成员中识别出来、区分出来；所谓“等同”，则是指根据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察觉到的自身与其他某些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性而把自己归入某种社会类别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比较而实现的自我身份认知，通常不仅仅只是个体对自身身份地位的一种觉察，在实际过程中往往还包含着对“我们群”和“他们群”的划分。这反映在我们的访谈对象那里，就是在其陈述中时时出现“我们”、“他们”的称谓。被归入“我们群”的，是那些被其认为在今天和历史上都与其处境相同或相近的人们，主要是国企中的那些一线劳动者，主要有“领导”（“干部”、“管理层”）、“有文凭的人”（“脑力劳动者”）、“公务员”、“农民”、“外来务工者”等。这种“我们”和“他们”的划分，既源自当下的横向比较，也来自历史记忆：对于被归入“我们”范畴的国企工人的历史记忆，对于作为“他们”的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等等的历史记忆，而正是在与他们不同类别的“他们”的纵横比较中—如与“领导”、“有文凭的人”、“公务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与“农民”、“外来务工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们的访谈对象体认到了“我们”的地位及其历史变化。
第三，尽管国企工人对于自己如今所处的边缘化的身份地位有着非常真切的体认，但是，从上面所引访谈记录的措辞和语气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这种身份地位搀杂着既不满又无奈的情感：不满，是因为有着对往昔的历史记忆的他们认为，作为中国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应该被置于这样的地位；无奈，是因为他们感到在今天这个“体制”、这个“社会”下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处境（这一点，对于其心态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影响，见本文第四节）。总的来说，在情感上，他们对于自身如今所处的这种身份地位是不完全接受和认同的。而与此相对应，同样从上面所引访谈记录的措辞和语气可以看出，他们对各种不同类别的“他们”—尤其是那些其地位越来越与他们拉开距离的“他们”如“领导”、“公务员”等—如今所拥有的身份地位也不完全从“正当性”上予以认可。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国企工人对自身之身份地位的不完全认同影响了他们对不同类别之“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认可，还是后面这种不认可影响了前面的不认同，但可以肯定，这两者之间紧密相连。
二、我看人看我：国企公审之边缘化身份的社会建构
前面指出，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国企工人形成了对自身之身份地位及其历史沉浮的体认，但是，对于自身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在情感上，他们并不完全心甘情愿地接受和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就人们身份意识的型塑而言，主体通过社会比较而获得的对自身之身份地位的觉察、体认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同样的重要的方面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如何评价、看待他（们）的身份地位。在社会生活、社会互动过程中，这种来自他人的看法、评价最终会渗透到主体自身的心理，从而影响他的自我身份意识。对此，威廉·詹姆斯在阐述“社会我”的观念的时候，查尔斯·库利在阐述“镜中我”这个概念的时候，乔治·米德在阐述“主我”和“客我”的思想的时候，都早已作了论证和说明。费孝通先生更是以“我看人看我”五个字精练地概括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心理过程。我怎样认识、看待我自己，包括怎样认识、看待我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他人如何认识、看待我并不一定一致。当这种不一致发生时，我固然不一定完全接受他人的看法，但是，却不可能完全不受他人看法的影响，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很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当这个“他人”不仅仅只是某个个人，而是米德所说的代表着“整个共同体的态度”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而这个被看的“我”也不仅仅只是具体的“我”这个个体，而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个社会类别（如包括具体的国企工人个体在内的“国企工人”这个社会类别）时，他人的看法作为塑造或强化社会分类的一种社会力量，对于归属于被看、被评价的特定社会类别中的“我”的自我身份意识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建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能够“强制”我去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人”的看法代表的是“整个共同体的态度”，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我”生活于其中的一个无法摆脱、无法回避的，几乎每时每刻都向你暗示、向你的意识渗透的文化环境。
那么，就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言，国企工人之外的一般他人是如何认识、看待国企工人的呢？我们来看几段对其他阶层成员进行访谈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