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秦献公迁都陕西临潼，而临潼向北可以通往塞外草原，东边则和山西地区接壤，所以这里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在咸阳治理秦国，汉朝在旁边建立长安城作为首都。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关中，地方小、人口多，这么高的人口密度非常适合从事商业。
关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巴蜀的南边是云南，那里出产奴仆。巴蜀的西边和西昌、攀枝花接壤，那里出产滇马和牦牛。巴蜀地区四面闭塞，通过四通八达的千里栈道与周边相通。关中则控制了褒斜道栈道的出口，巴蜀通过这里用他们丰富的资源来换取他们稀缺的资源。
天水、陇西、庆阳、榆林和关中的风俗相同，向西就是河西走廊与西域联通，向北则可以获得塞外草原的牛羊、马匹，那里是天下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可是这些地方的地势都很险要，只有长安是他们对外交通的要道。
通过司马迁的分析，我们知道秦国所在的地区是周边的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通道都在关中附近交汇，这样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建立贸易中心发展商业。
这么好的资源，如果让管仲来治理秦国，肯定会比在齐国更如鱼得水、风生水起。但是很不幸，秦国没有管仲，他们选择了商鞅。
所以说，“秦国自身的地理条件不如齐国，不适合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搞重农抑商”，这样的说法完全不成立。事实上没有比秦国更适合发展工商业的了。
抑商的幽灵徘徊中国 2000 年
虽然秦朝灭亡了，但是重农抑商的思维定势依然没有消除，相反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不仅重新强化了重农抑商政策，还
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原本互相竞争的多元化思想变成了儒家独大。
重农抑商导致国家的工业不能升级，
工业不能升级导致制造不出强大的武器，
没有强大的武器只能被游牧民族反复的蹂躏，
政府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穷兵黩武，
穷兵黩武需要大量的后勤军粮，只能变本加厉的重农抑商，
这就是中国 2000 年没有走出来的恶性循环。
汉武帝虽然武功卓绝，但是穷兵黩武直接导致西汉的人口减半。《汉书》指出，武帝虽然有攘四夷扩大疆土之功，但多杀士众，耗尽人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死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武帝死了 15 年后，财政积蓄还无法恢复，对百姓无恩德，不应为他立庙乐。
汉武帝到了晚年终于幡然醒悟，下《轮台罪己诏》，给经济松绑，才让汉朝没有步秦朝的后尘。但是后世的人们没有把汉武帝的教训引以为鉴，只记住了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和“雄才伟略”。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一定是商业最繁荣、思想最开放的时代，例如汉朝文景、唐朝、宋朝的太平盛世。
而那些由盛而衰的时代总会出现穷兵黩武、迫害商人、压制思想、闭关锁国，例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
结论
商人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重农抑商只是战国时代才有的产物。
商鞅变法的“重农抑商”把秦国变成了收割人头的杀人机器，试图通过暴政来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然而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让秦朝在统一后不久土崩瓦解。
汉朝通过“无为而治”暂时避免了秦朝的悲剧，但“重农抑商”却像幽灵一样萦绕不散，让马尔萨斯陷阱成为饥荒、战乱和王朝更替的幕后力量。
“重农抑商”是引鸩止渴的毒药，让中国社会丧失了经济和思想的活力，让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更让整个民族失去了主导世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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