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铁质农具，虽然在战国就已经存在，但直到汉朝才真正得到普及。因为汉朝早期，尤其是文景时代，放松了对商人的限制，允许商人开采矿山和冶炼钢铁。这在战国是绝不允许的，因为盐铁属于政府绝对垄断的领域。矿山放开后，汉朝很快就诞生了大量富可敌国的冶金大王。市场的竞争让铁器的价格快速降低，铁器的零售网点也大量增加，这才让铁制农具得到大范围普及。
还有新物种的引入，也是由商人完成的。如果仅靠固守一地的农民，推广的速度极慢。我们知道宋代之所以能达到 1.4 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普及了中南半岛的占城稻，将水稻收获周期从 180 天，缩短到 60 天，可以一季二、三熟，这个增产是极为可观的。占城（占婆 Champa）在秦汉时代就在中国版图
之内，秦朝属象郡，汉朝属日南郡。
但占城稻直到到宋朝才引入，这中间居然用了 1000 多年，有趣的是，宋代时占城已经不再中国版图之内了，可以看到其实政府的流通作用非常有限。
还有一个更早的物种引入的例子，就是小麦传入中国。
根据 DNA 的分析，小麦和大麦的原产地在中东地区，大约 4000 多年前的夏商时代传入中原，其传播路线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这也是商人的功劳和政府无关，因为那时候在中原地区刚刚开始形成国家。
为了证明商业流通的速度快，再来看夏商时代中原普遍使用的货币——贝币
上图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图的海贝，时间是 3700 多年前的公元前 17 世纪。
这种叫Monetaria moneta或叫Cypraea的海贝广泛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里（黄色区域）。
这些地方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所以贝壳的传递并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而是各地的商人用接力棒式的传递完成的，其传播效率远高于占城稻的传播速度。要知道夏商时代比秦汉还要早 1000 多年，比宋代更是早 2000～3000 多年，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极差，夏商时代的人们都做到了！所以说，商人对流通速度的促进作用远远高于政府等其他途径。
好吧，光说这三点就够了，商业对提高农业产量有极大的影响，抑商只能减缓农业增产，而商业也绝不是加强流通这么简单。
民商势弱、腐败横行是抑商政策滋养出的另一个毒瘤
把商人贬低成最低贱的阶层，在各个方面限制商人的自由，在缺钱的时候敲商人的竹杠，想方设法的迫害商人，使商人不得不匍匐于权力脚下，蜕变为垄断性官商，成为权贵的提款机。
官商不仅是腐败的土壤，更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扭曲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加剧
了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贪官前仆后继的涌现。这个现象自商鞅和秦始皇而始，直到 2000 多年后的今日仍然是中国社会无法根除的毒瘤。
没有商人愿意放弃自主权和自尊心去刻意讨好权贵，但是如果权力可以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生死，从博弈的角度看，抱住权力的大腿当然是最好的市场竞争策略。所以腐败才会渗透到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即使杀光所有贪官、完全改朝换代，腐败仍然会卷土重来。
如果社会是另一个样子：商人从来不怕官员，却惧怕消费者，担心自己的员工。这样的社会，贿赂官员不会有多少回报，老百姓不担心食品安全，员工也不担心权益被老板侵吞。这样的社会还需要天天喊严惩腐败官员、整顿黑心商家和为农民工讨薪吗？
是不是因为秦国自身的地理条件不如齐国，不适合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搞重农抑商？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对齐国和秦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分析。
先看齐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齐国建国时，姜太公的封地在潍坊昌乐，昌乐东北靠海，是泥质滩涂，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天然良港。
司马迁说：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人口也非常稀少。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
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土地肥沃，还是人口数量，齐国的条件都很差。
再来看秦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不同于现代人对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印象，在古代，秦国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
位置非常优越，夏商周时代就是良田沃土和贸易中心，非常适合经商。
司马迁说：关中地区虽然面积只有天下的 1/3，人口也不到 30%，但拥有的财富却有 60%。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分析原因如下：
关中地区坐拥良田千里，从尧舜时代就是最肥沃的农田。周文王、周武王在关中建立丰京和镐京，并迅速崛起。关中的百姓不仅善于耕种，而且民风淳朴。
春秋时代，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把秦国的首都建在陕西凤翔，因为这里地处甘肃和巴蜀货物交流的中心，商贾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