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池慧建议加大税收优惠和津补贴力度，推进制定以家庭为单位的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将0~3岁托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以减轻家庭育儿经济压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严慧英提出优化产假、育儿假制度，推行女性就业保障和性别平等制度，适当增加配偶护理假、家庭养育假等育儿假期，激励男性参与子女照料，鼓励家庭育儿的代际支持，创造家庭共同承担养育责任的良好氛围。
生育保险也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委员们认为，生育保险同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覆盖面，但覆盖范围主要是职工就业群体，对城乡居民生育期间的保障作用仍然有限。应创新构建居民生育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由财政支持、资金来源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性质的城乡居民生育津贴、育儿假薪酬、育儿补贴制度，创造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环境。
关注生殖健康保护民族生育力
近年来，我国在妇幼健康领域加大投入，取得良好效果。2019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7.8/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6‰，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成都市和上海市的水平又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都市2019年孕产妇死亡率为6.91/10万，婴儿死亡率为2.39‰；上海市2019年孕产妇死亡率为3.51/10万，婴儿死亡率为3.06‰，基本保持在世界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
然而，在妇幼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生殖健康问题开始逐渐凸显。
伴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例有所上升。上海市松江区2016-2020年高龄产妇的比例从9.91%上升至12.01%。而受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出生缺陷率有所上升，上海市松江区2016-2020年住院分娩出生缺陷的比例从8.37%上升至10.04%。由于免费婚检的项目内容相对较少，婚前医学检查率不高成为各地共性问题，上海市新婚人群参加婚检率基本在60%-80%之间上下波动。
不孕不育人群不断增加的现实也令人担忧。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反映，近年来不孕不育症患者的就医数量明显增加，不孕症检查、促排卵、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等一系列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也在上升。而与此同时，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和重复人工流产的数量和比例却居高不下。绵阳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反映，近年来未婚人流比例基本在30%以上，其中重复人工流产的比例较高，对女性未来的生育能力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内科副主任米荣认为，应建立覆盖全周期全过程的生殖健康保障体系，从保护民族生育力的角度形成明确的制度和流程安排。整合青少年生殖健康、避孕服务、婚前检查、孕前保健、孕期保健、住院分娩、产后保健、儿童保健等内容，提供系统、规范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打造“一条龙”服务链，提高出生人口质量。
“同时，还应积极推进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将辅助生殖和不孕不育治疗等相关医疗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参保群众的费用负担情况稳步提高生育保险待遇保障水平。”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原主席黄跃金表示。
“可以充分利用国家重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和调动群团组织积极性的有利时机，借助群团和社会组织网络力量，加强生殖健康知识、免费避孕药具政策宣传倡导，突出生殖健康服务价值，鼓励避孕服务利用，科学避孕。着力加强流动人口、青少年等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务。”贺丹建议。
不但要有诗和远方还要有家庭和孩子
当前，作为生育主力的“70后”“80后”育龄妇女，逐步退出生育旺盛期，“90后”成为生育主力。但“90后”人群的生育观念与“70后”“80后”有很大差别，甚至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90后”以独生子女居多，更加注重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对子女期望普遍较高，希望子女成龙成凤，在当前高育儿成本的背景下，延迟婚育、不婚不育现象普遍。据有关数据显示，“90后”的理想初婚年龄达到29.9岁，比“80后”提高近2岁；理想子女数为1.85，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6，明显低于“60后”、“70后”、“80后”。
更令人担忧的是，“十四五”期间，我国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年均减少约620万，成为出生人口规模下降的主因。而近年来，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减少已初见端倪：2015-2019年，成都市生育旺盛期妇女从97.1万下降至82.37万，减少10多万人；绵阳市育龄妇女人数从136.5万下降至125.6万，减少近11万人。
“面对这种情况，更需要综合施策，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和家庭的制度环境。”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地矿局局长、党委书记王建明表示，应加强宣传倡导，在全社会形成适龄婚育的共识，巩固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基础。加强对青少年婚恋观念的引导，搭建社交平台提供婚恋机会及咨询等婚姻辅导，帮助适龄青年进入婚姻，让他们知道，生活不但要有诗和远方，还要有家庭和孩子。
“还应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过程中纳入生育视角，突出家庭友好的社会政策属性。增强对家庭类型和非婚生育的包容度，关爱特殊困难家庭、留守家庭和单亲家庭，提升家庭的福祉和发展能力。”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表示。
“在这一基础上，建议政策导向向生育自主回归，让计划生育从聚焦人口控制转向科学计划服务。”严慧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