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生育率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回升后，现在又回落到基本由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水平，生育政策的变动影响日趋微弱。专家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度生育水平将有较大波动，可能出现极低的时期生育水平。
在生育政策调整、放宽生育限制的情况下，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如何调整和完善，才能解决生育意愿低迷问题，保障“生得出、生得起、生得好、养得好”？今年9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配套措施”专题调研组，赴浙江、上海、四川等地，走访托育服务机构、妇幼保健院、医院、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家庭服务公司等多层次多类型提供生育相关服务的场所10余家，组织省市级相关部门座谈会3场，对各地生育支持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实施情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了解。
委员们表示，生育水平下降同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将鼓励按政策生育落到实处、保障育龄人群生足生好，必须从各个方面着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宜早不宜晚，着力点不仅仅在于激发生育意愿、增加人口数量，而且要以提高人口素质为前提，解决好群众关心的怎样科学养和育的问题，其难度绝不亚于对生育数量和间隔的控制工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减少人口快速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
规范与多元的托育服务是最大需求
近年来，随着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型化，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过去以母亲和女性为主的照护受到挑战，传统家庭功能、邻里社区关系的不断弱化，以及祖辈追求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带孩子意愿不断下降等情况变化，使家庭婴幼儿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上海市妇联所作的调研显示，高达86.5%的家庭把“没人照管”列为生育二孩的最大困难，而已生育一孩但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妇女中，有60.7%的人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社会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0～3岁婴幼儿入托的紧迫性愈加明显。
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逐步完善，优惠支持措施逐步细化落实。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各地积极探索落实，托育服务开局良好，并已初步探索出适合地情的工作经验和服务模式。上海市充分利用学前教育资源推进“托幼一体化”服务模式，浙江省深度利用社区资源探索建立“微型社区普惠托育”服务模式，四川省提出开展“1（示范性照护机构）+N（社区照护设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效缓解了家庭育儿的照料负担。四川绵阳一位在托育机构门口接孩子的母亲表示，“家门口的托育小机构解决了大问题，一个月3800元，比请保姆便宜”。
然而，在婴幼儿照护服务百花齐放的形势下，相关配套政策仍然有待进一步落实。
比如，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的补贴资金仍然落实不到位。绵阳一托幼机构负责人反映，相关部门为保证补贴资金可追溯、可监管、可评估，专项补贴主要向大中型企业开办的托育机构发放，小微企业开办的托育机构难以进入补贴名单。“但这类企业数量更多，更需要更多支持。”成都某托育中心的负责人直言，目前，很多地区针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补贴仍然以一次性建设补贴为主，并且仅对新建机构进行补贴，现有托育机构和托位不能享受补贴。与公办机构针对入园婴幼儿的生均补贴相比，民办机构的补贴支持力度仍然不足。“一次性建设补贴难以解决托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还有托育行业标准和管理的规范化问题。目前，托育机构管理主要采取备案制，服务机构命名缺乏统一规则、服务人员培训缺乏统一标准、服务流程和内容缺乏统一要求，导致托育服务市场鱼龙混杂、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应推进托育机构服务规范化，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完善行业准入、管理运营、从业人员资质、质量评估、安全监管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以便规范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和基层操作执行。”全国政协常委、火箭军原副司令员陆福恩表示。
针对目前部分地区学前教育资源总量不足、普惠不够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建议探索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将2~3岁婴幼儿托儿服务纳入以公立机构为主的普惠型幼教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驻墨西哥原大使邱小琪认为，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扭转市场化的倾向。“托育机构发展不能只依赖市场，否则政府的调控作用就会失灵，公益普惠的方向无从落实。实践证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大量撤并单位举办的托幼机构的做法导致了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影响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应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子女举办托幼机构，解决职工后顾之忧。”邱小琪表示。
将生育支持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
在调研组与上海市相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海旺提到了孩子与房子的关联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研，有两孩的家庭，平均的住房面积比一胎家庭要高，但现在我们的住房政策根本不考虑二孩的需要。你因为生了第二个孩子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好，不是首套住房，首付要付70%，贷款利率要高1.1倍，如果超过了140平方米，就属于非普通住房，契税要3%，是普通住房的两倍。请问，这是鼓励大家生育呢还是不鼓励？政策不形成合力，效果会大打折扣。”
周海旺说出了委员们的心里话。
“积极应对高龄少子化是全社会的责任，不是一个或者几个部门的工作，而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任务。应当把积极应对高龄少子化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制定实施积极应对高龄少子化战略，全面做好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制度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将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作为应对高龄少子化的基本保障，提高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长进也认为，应对低生育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及时出台增强家庭育儿能力的政策措施，更需要从税收、就业、住房、文化、服务设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和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