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我肺上的癌细胞又在长，耐药了，先生心急如焚，陪着我来到医院去咨询医生。见到梅老公找医生开止痛药，问他，梅姐如何，他答：“起不来床了。”他走后，听医生说："他们后来要求出院回家打针，她老公就每隔两天来开一次药。”
我又开始了再一轮的化疗，偶尔还会见到梅的老公。直到2018年10月，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在医院见到梅的老公，更没有见过梅了。
“人啊，有时候难得糊涂，放过了别人，也就放过了自己。明明她病得比我们俩轻，结果反倒比我们先走了。”大家都这么说。
年纪轻轻得了这个病，能不能走到头真还要两说呢
我很久都没有见过小黄夫妻了。
第一次见他们是在2016年、我第3次化疗时，那天我躺在9床，看见一个矮敦敦的男青年扶着一个瘦瘦的年轻姑娘进来，走向8床。
姑娘脸色苍白，长发凌乱地贴着脸上，穿着睡衣，左手贴在胸前，右手上拎着一个流置袋，腰佝偻着，低着头。进病房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小伙子将床上的被子拉开，扶着姑娘上床，又很仔细地将被子给她盖上，还掖了掖被角。
襄阳的10月，温度高，医院的被子又厚，7床病人说：“小伙子，天热，你别给她盖厚了，捂着伤口不好。”
小伙子一听，赶忙猛地一扯被子，结果将姑娘的头发也扯着了，姑娘“哎哟”了一声，小伙子又慌得一下将手拿开。好不容易安顿好，小伙子头上的汗都滴下来了。
7床又问：“姑娘，你啥时候做的手术，左边还是右边。”
8床姑娘一声不啃，7床很是尴尬地看了看我。
小伙子见姑娘不说话，赶紧接话说：“阿姨，我们是9月中旬做的手术，右边切了。阿姨，你们都是这病？”
“到这儿来的，不都是癌症么，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也得了。”
“我们也没想到呀。”小伙子长叹了口气，然后又问到，“阿姨，刚医生建议我们用赫赛汀，你们都用赫赛汀吗？”
“这是看每个人病理情况的，这个要根据你们病情来，我不需要打，”7床病友又指指我，“她需要打。”
我那时正假睡，就听先生答：“嗯，好贵，一只2万多，我媳妇指标不好，医生建议要打。”说话间，就听到嘤嘤的哭泣声，先生和7床的病友赶忙停止了说话。
我悄悄睁开眼睛，就见蒙着被子的姑娘在被窝里抽泣，被角一揪一揪的。小伙也停止了谈话，转身将床头柜上的茶水瓶拿出去打水去了。除了哭泣声，病室里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
小伙子进来后，我还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先生在给小伙子讲注意事项，很快，我就在化疗药物中假睡成真。
先生后来告诉我，小伙子姓黄，说是从甘肃来襄阳上的大学，姑娘是陕西人，是小黄的同学，两人今年都是28岁。
毕业后，两人都选择留在了襄阳，一个找了份写字楼的工作，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当技术员，憧憬着先攒点钱在襄阳买个房，再要个小孩。今年五一两人刚结的婚，在两边老家都办了婚礼。
一开始，姑娘左边乳房有个小疙瘩，因忙着结婚，也就没当回事，后来持续发烧感冒，吃了好多药都不见好，还以为是结婚两边奔波，累着了。
很快，乳房上硬块越来越大，背也越来越疼，才赶紧到医院检查。检查完医生就说要切除，姑娘和小黄这才傻了眼，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得这么重的病。
往后，姑娘天天哭，小黄也是一筹莫展，小两口收入都不高，好不容易有点积蓄，还要救济两边的弟妹，患了重病，双方家里都不敢告诉。
小黄借遍了同学，才勉强把手术做了，可后续的化疗以及医生建议用的赫赛汀，他全都难以负担了。更重要的是，小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他还在担心，不知道往后姑娘还能不能生孩子。
“你不知道，小黄跟我和7床的家属说的时候，那绝望的表情。”先生私下和我说起时，直摇头，转而又说，“他的感受我特别能懂，生命真的很脆弱，穷人真的病不起啊，你要快快好起来。”
第二天早上，医生查房的时候，小伙告诉医生说，昨天姑娘说伤口有些疼，医生仔细看了看姑娘的手术伤口，说伤口有些发黑，流置管有些堵了，还要再去外科让外科的大夫看一看。外科在市内，如果去还要坐1个小时的公交。
7床家属主动说，可以开车送他们过去。先生帮着照看一下7床打针就好。
他们走后，7床病友对我说：“你说，年纪轻轻咋会得这个病呢？你看咱们都是4、50岁了，孩子也都大了，乳房没了也就没了，他们年轻，最起码现在不能要孩子了吧，还有身上的疤……老公能不嫌弃么，能不能走到头都还两说呢唉……”
除了叹气和惋惜，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7床家属回来后，7床赶紧问情况怎么样，她家属说：“主要是天热，伤口有些感染，每天要处理，要将炎症消下去，才能化疗。”
那几天，姑娘一直输的是消炎针剂。一天我化疗结束后，去开水房接水，在走廊里，小黄拦住了我：“大姐，你帮我劝劝我媳妇吧，她天天心里不好受，想不开，她难受我也难受。她做手术时，我请的假，现在假期要到了，我要去上班，没人照顾，你可以帮我照看点吗？”
我点头答应了，再劝姑娘时，我将我得病的经历给她讲了，姑娘边听边哭，只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那么高的医疗费，我这一病，工作也没了，全部指望他，他工资又不高。我能不能活都还是两说……”
“再难，只要两人齐心，终会有办法的。”我也只能安慰她。
那时，我还不知道乳腺癌也会转移，也不知道我自己会一直挣扎在医院里。小黄第二天就上班去了，不管多晚，他每天都会来医院，晚上就住在医院里，白天，我和先生就帮着姑娘打饭，叫医生。
眼看我一期化疗结束要出院，先生给小黄说：“你这样不是办法，一个人又上班，还要来照顾媳妇，她现在手术伤口没长好，行动不方便，你还是要叫你家人来一个照顾她。”
小黄想了想说：“我也确实扛不住了……”
等我和7床出院回家时，将我们所有的零食、水果都送给了他们。
我在第4次化疗时，又遇见了他们小夫妻。
第一眼见到姑娘，我没认出来。还是小黄很热情地跟先生打了声招呼，转身问我，“大姐，你吃抗过敏的药有啥反应没，你看我媳妇吃了发胖。”
我看了看，姑娘胖得双下巴都出来了，腰身明显粗了很多，腹部就如同怀孕四个月的肚子一般。
我答：“我除了贪睡，没有长胖，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别担心，多问问医生，你们第几个疗程了。”
小黄说：“第一个疗程今天结束了，我刚办完出院。”
说完便扶着姑娘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黄夫妻，问其他病友，不少病友都说完全没有印象。还是医生告诉的我，说他们回老家去了，“最起码有人搭把手帮个忙，小伙子实在忙不过来了”。
直到我的病反反复复、自己都已经成医院的“老油条”了，也没有再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年至黄昏，我们最终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惠是在查出我的乳腺癌肺转移时，医生怕我想不开、特意安排和我住在一起的病友。医生说，她癌转移的地方更多，我们可以多交流。
刚进病房，我就听到两个病友聊起惠，其中一个正四处张望着问：“哪个啊？”
“就是那个穿得还干净的，50多岁了，还在老公面前撒娇，跟别人说话是一个味，跟她老公说话是另一个调调。听说她老公都80多了,也不知道咋看上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但因为我自己每次打针睡觉，很少跟其他病人交流，过了好一阵，我才见到她们口中说那“爱撒娇的老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