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目前的乳腺癌防治，采取什么方法？从什么年龄段开始？
霍维宁：
芬兰乳腺癌的防御措施，主要是公立医疗系统的乳腺钼靶X线摄影筛查制度。从1987年起，所有50-79岁的妇女，都可接受免费的钼靶筛查，每两年一次。这个年龄的设定是根据芬兰乳腺癌高发年龄段55-65岁得出的。
朱玮：
中国女性的乳腺癌高发年龄要比欧美国家提前十年，45-54岁。
防治在中国分成两部分：机会性筛查和群体筛查。40岁以上的女性，一般推荐采用钼靶X线摄影来进行筛查；40岁以下的女性，因乳腺组织比较致密，在钼靶上可能有混淆，结合彩超检查会更准确。
霍维宁：
确诊阶段：在公立医疗系统下，如果在钼靶、B超和穿刺活检中诊断出癌细胞，所有的病人都会统一转至各城市的公立医院进行治疗。
手术阶段：在手术医院的乳腺癌专科，进行手术。这个手术具有多重目的：切除癌细胞、获取活体样本做病理研究、检测或切除淋巴，并进行初步的乳房整形手术。
后续治疗阶段：如果手术成功，病人转至癌症中心，在肿瘤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化疗、放疗和内分泌治疗等。
病人真正住院的时间就是手术期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的手术病人住1-3晚就出院了。
朱玮：
中国的国情不一样，老百姓有医保卡，每个医院都可以去看。如果说病人怀疑自己是乳腺癌，肯定会首选三甲医院。
首先进行：体格检查，再进行影像学检查比如钼靶、彩超，有些病人还会采用核磁共振。
然后大部分病人是先手术，再做辅助治疗。我们的手术病人一般从入院检查到手术后恢复，住院时间大概一周。
乳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除了化疗，还有靶向治疗、放疗、内分泌治疗，现在还有免疫治疗等等。所有这些非手术的治疗方法，对于一些晚期的病人，都可用作姑息治疗的手段。
现在国内的治疗水准在大城市都是差不多的。很多国外的病人会宁愿飞回来看病，因为在中国，一方面医疗费用肯定比国外的便宜；另一方面，我们病人量大、经验丰富，各方面的技能都是很好的；同时，国内医疗十分便捷，检查快速，治疗规范。这是国外的华人选择飞回来治疗的原因。
霍维宁：
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包括芬兰，我们会尽量对乳腺癌病人进行保乳治疗。医学考量之外，或许也有一个文化因素，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因为没有做全切手术而更高。
我们也非常鼓励乳房整形手术，乳腺癌患者都可在手术1-2年后，在公立医疗系统内接受整形手术，而不需要去昂贵的私人医院。
朱玮：
我们在治疗理念上会倾向于保乳，因为术后它会给病人带来更多好的心理暗示。
如果病灶离乳头乳晕有一定的距离，做一个局部扩大切除后，外形还是比较美观的。但如果她的乳房很小肿块很大，那么这样的病人可能不适合直接做保乳，因为你切掉了以后并不美观。
中国女性乳房相对较小，肿块可能离乳头会很近，所以中国的保乳率肯定没有欧美国家高。欧美国家的人乳房非常大，一个小小的肿块切掉以后，保乳相对比较美观。
中国好的医院保乳率在30%以上，一般的医院可能10%-20%左右。
我们的保乳率、乳房再造率还不是很高，一般来说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的病人最终选择做乳房整形。将来很多病人的理念改变以后，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Q：能说一下在治疗期间，对病人的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吗？
涅米：
即使在芬兰，我觉得乳腺癌患者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关怀。医生只是治疗她们的肿瘤，而没有把她们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很多癌症病友会有一种负疚感或羞耻感，觉得是因为自己的错才得了癌。但事实上癌症的成因是复杂的。我们协会的目的，便是从心理上安抚病友。
第二点是对病人家属的关怀。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只有约10%的患者丈夫被询问过“你还好吗？”所以我们会为家属们组织一些家庭活动，比如夏天去湖边游泳桑拿。有个参加活动的小女孩从桑拿里出来后，如释重负地说，“原来妈妈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乳房有伤疤的人啊。”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是：关怀癌症晚期病人。如何好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朱玮：
在中国，其实我们外科医生兼顾了很多角色，也会给她进行心理疏导，她有问题就直接跟我们交流，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她非常信任我们。
我们也会有微信等平台的宣传推送，还有一些病友群，甚至组织一些公益活动。但如果像芬兰那样，可以在手术期间接送小孩、解决一些个人生活，在中国大概很困难，因为中国的病人体量太大了。
但是中国的人情还是比较温暖的，家人、朋友也会给与很多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