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之前的手术治疗期间，芬兰癌症协会就安排了一个病友志愿者，给我打电话，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另外根据我的家庭情况，医院还帮我联系了社工，可以在我手术期间，每周提供几小时免费看护孩子的服务，包括接送孩子去幼儿园、陪他们玩耍。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患病期间的精神压力。
在后来的化疗期间，医生为我安排了免费的心理医生，不得不说是雪中送炭。
虽然生了那么大的病，我却始终无法毫无顾忌地发泄千头万绪的情绪。孩子还小，老公心理负担也够重，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忍着自己的情绪，但忍受的结果就是把自己搞得很崩溃。
去心理医生那里哭诉一番，是一个绝佳的出口。我不需要顾忌什么，有什么不满都可以一股脑儿倒出来，还能骂骂老公。也就是一杯水、一叠纸巾，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我来说却是非常急需的心理疏导。
就这样，我已经安全通过了第四年的复查。
因为药物带来的身体不适，还是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治疗过程虽然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仍然感谢芬兰公立医疗系统高效率且高质量的工作。
芬兰的社会文化和民间支持，也让我在这人生最艰难、最具挑战的时段里，扛了过来。
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国内的女性一些借鉴和启发，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积极防治病变。一旦不幸发现了病症，并不等于判了死刑，一定要乐观地配合治疗，日子还长着呢！
以下为慧宁在芬兰公立医疗系统治疗乳腺癌，以及每年复查和服药，自掏腰包所花的大致费用。
*芬兰政府的补贴未计入其中
在一条发起的问卷中，收到了近百份患者家人或本人的经历。在得知患乳腺癌后，43%的患者会感到伤心难过，为什么是我？一切都结束了；12%的人会产生负疚感，怕连累家人，怕孩子缺失母爱；还有很多人面对未知，感到恐惧。
而家人的第一感受几乎相同：心疼。
Feng，浩和小马菌，都曾或正在陪伴亲友治疗乳腺癌，以下是他们的经历自述。
“妈妈病了，别人都说我一下长大了”
Feng，女
妈妈在40多岁时，发现得了乳腺癌。当时我还在读高中，不能完全消化这种复杂的情绪。大学期间把这段经历拍成了一个小短片，才完全梳理好面对它的态度。
当时我和爸爸一起暂时对妈妈保留了她病情，直到化疗的时候才告诉她。爸爸停职一年在家照顾妈妈，他是一个非常细心又有耐心的人，包容和化解了妈妈的很多痛苦情绪。
妈妈的性格发生很大转变，在术后治疗的一两年中，她大部分时间是独处、看书或者做手工。很安静，不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有人操心，包括我。
那段时间，我觉得以前的妈妈好像突然消失了，非常没有安全感，身边大人说我一下长大了。但现在回想，自己只是用“长大了”的外壳，试图掩盖当时无法处理的迷茫、压抑、无助和怨恨。
“女友22岁被确诊乳腺癌，
我希望得病的人是我”
Changhao，男
一年前，22岁的女友，觉得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一发现就是乳腺癌晚期：已骨转移到脊椎，T6骨折不能走动。
住院的第一个月，女朋友从没有在外人面前流下一滴眼泪。
无力，真的很痛苦，希望得病的是我。
我们在一起两年，关系一直很好，就跟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当初两个人都在考虑未来，现在却只有自己一个人。每次看其他情侣在一起的甜蜜事，或者癌症患者和亲属说自己的经历，都忍不住流眼泪。
以前我们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第一时间都会发微信告诉对方。现在，和谁说呢？
在鼓楼医院，乳腺科医生说就算化疗，她的生存时间可能是3到5年。
我女朋友现在很积极乐观，双方父母和身边的同学朋友，一直都在支持、鼓励她。我对她说：医生说没问题，3、5年还是可以的！
“结业回国陪伴妈妈，是最不后悔的事”
小马菌，女
母亲刚查出患病那年，我还在美国读研究生。家人瞒了我十个月，直到我中途回国才得知母亲患病。
回国见到她化疗完虚弱的样子时，我崩溃了，一下子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可妈妈却笑着安慰我，连连说着：“妈没事，妈没事，妈好好的。”我决定立刻结业回国，美国的毕业典礼也没去。用了十个月待业时间，陪她继续靶向治疗。
母亲的乐观和坚强令我诧异。她最困难的时刻我不在她的身边，父亲工作又忙，很多时候她是独自往返医院，独自面对病魔。
后来我的陪伴也给了母亲温暖和信心，后半程的治疗十分顺利。
如今已经过了6年，很幸运妈妈还很健康。经历了这次，我和妈妈对人生都有了新的态度，家人和健康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重心，其他事情都看淡了许多。
另外，我自己也进行了乳腺癌的一些研究，发现乳癌的诊治已经很成熟，有不同系列应对方案，但是对于个体化的精准治疗还是欠缺。
希望媒体和社会鼓励女性尽早介入检查，如今女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尽早检查诊断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