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心理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进行自我调适。”李媛介绍，“心理学不改变外界，只改变内心。帮干部们在官场现实中调整心态，合理化处境，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力，这样就会心安无愧。”
“官心病”的自我救赎
文_本刊记者曾晖
相比于其他人群，官员对于心理疾病更加讳疾忌医。究其原因，“官心病”主要来自人际压力与工作压力。在官场法则面前，个人的挣扎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一旦对这些现象提出质疑探究，又恐会被人误读成“意志薄弱”，“思想出了问题”。
许多人往往选择“隐忍不发”，“一扛了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治”，勇敢面对内心世界，培育高尚的官格，才是解决之道。
对待上级出以公心
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长期以来，机关单位对公职人员的评判，主要看上级对下属的认可程度。而这种认可，一方面出于工作显绩，另一方面则出于关系亲疏。
在规则的作用下，官员想要获得认可，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需努力同上级“心连心”。官场中，“一切以领导满意为标准”，“给领导办私事与办公事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等价值取向也就逐渐形成。
不少人积极奉行着这样的理论，把大量心思花在与领导周旋上，最终令自己身心俱疲。有的搞“接待工作”捞取印象分；有的把“为领导服务”印在单位的水杯上；落马县委书记袁菱曾抢着为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拎皮鞋……
不过，也有人却为此而犯愁。在见诸报端的部分干部日记中，不难发现，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正是他们最感压力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决策明明是错的，又必须执行，我怎么能说领导错了呢……真是越想越别扭”；“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我们这种陪领导的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这些干部深为困惑，自己不愿曲意逢迎却不知该如何拒绝领导指令，想要追求人格平等却难以做到真正超脱。
为此，魏敏生认为，只有撇清公事私事、公心私心，公职人员才能真正放下心理负担。
他建议，在与上级打交道时应坚持工作讲规矩，私下讲亲情。尤其不要自我矮化，不搞人身依附，让自己成为领导的“保姆”。遇到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时，还应该适时适度地向上级反映，把在民主生活会上所提的意见变成日常提醒。
领导干部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下级，也同样需要智慧。
首先做个豁达人。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不轻易动怒，避免把自己陷于负面情绪。还要多体谅下属，关心下属，赠人玫瑰方可手留余香。
最为重要的，还是做个明白人。官员们要能分辨下属的赞美，哪些是真心话，哪些是人云亦云，哪些又是谄媚阿谀。唯此，才不至于得意忘形，以致遭到意料之外的打击。
改变角度思进退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李媛长年从事公务员心理疏导，她得出的结论认为，官员最大的工作压力还是关于升迁的烦恼。
在李媛的课堂上，有公务员大倒苦水，称自己30多岁就遇到了职业天花板，没有上升空间，感到十分迷茫，还有人因为升职受阻甚至大病一场。
某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落选者觉得五雷轰顶，根本无法面对现实，“连朋友的祝贺酒都喝了，你说我咋办？”
魏敏生指出，长期以来的权力崇拜，加之价值权力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多数人把“位子”看作是第一重要的为官追求。
山西官员丁雪峰，为争取吕梁市长一职，通过老乡运作升迁，并至少向3名当地煤老板索要上千万元政治献金。但事实证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不到两年时间，丁雪峰就栽倒在了岗位上。
还有原河南栾川县委书记张献会，为了升任副厅级，对所谓北京“很有背景”的掮客有求必应，最终非但被骗巨资，还被拉下了马。
李媛分析，对于升官受阻的官员而言，若不能积极面对，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衡，从而在情绪上和行为上出现异化。
成都官员戴晓明，在其政治追求落空后，希望用经济来补偿，主动申请到国企任董事长。结果在任期间大肆贪腐，4年时间就受贿上千万元……
李媛认为，若想让仕途进退不至于影响到官员的健康，最核心的方法是“改变看问题的角度”。要知道，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完全公平，学会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她常引用张献会的忏悔来引导失落的官员：“如果人们现在问我什么最宝贵、最重要，我的回答是自由、平安！”
认清自己的能力价值
《礼记》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除了正确面对人际和仕途，官员在看待自己时，也需要审慎客观，方能长久保持一颗平和之心。
官员作为精英群体，每走一步都抱着“只能赢不能输”的包袱。他们既想拥有出彩表现，又怕出现纰漏闪失，最在意被领导批评、被同事抓住“把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