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回答“到底该怎么治肥胖”，最终还是要回到严肃的科学数据来。
目前的科学证据至少从两个方面反驳了肥胖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意志薄弱的看法。首先我们知道，好胃口是动物赖以生存的法宝。在几十亿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大多数时候过的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从整体上摆脱饥饿仅仅是过去一两百年的事情。因此遇到美食首先把自己塞饱、不惜大腹便便乃是巨大的生存优势而非劣势，因为充足的能量储备意味着更有可能熬过下一顿饱餐之前的饥寒交迫。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也早已发现，从果蝇到老鼠到猴子，没有哪种动物能自觉抵抗美味食物(例如奶酪和冰激凌)的诱惑，即便已经吃饱了也要勉力加几口点心。而这种看到吃的就食指大动的巨大进化优势，放到美食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证明，调节食欲的大脑中枢(例如下丘脑)实际受到“饱”信号和“饿”信号的双重控制，从而能够根据身体能量水平精巧地调节食欲。但在已经出现肥胖问题的动物体内，下丘脑感知“饱”信号的能力会显著下降，相反感知“饿”信号的能力却会提升，两者相加的结果是肥胖的动物会更容易感觉到饿，更容易开始进食。换句话说，贪吃暴食除了是一种进化本能，还可能是一种病理性的神经生物学现象。因此作为科学家，我个人的信念是，肥胖诚然可以通过个人行为调节来部分预防和逆转，但是这种疾病有着超越个人意志的遗传和神经生物学基础，需要更全面、科学、深入的医学介入。
肥胖症的复杂性让人类社会在对抗这种疾病时投鼠忌器，既怕大手大脚过度消耗了原本已经有限的医疗资源，也怕一不小心越过了个人权利和群体歧视的边界。医疗监管机构在审批减肥药物时，也总是小心谨慎。结果是，作为一种产生于后工业社会，且危害还在逐年加重的全球性严重疾病，人类对抗它的武器屈指可数。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被批准上市的减肥药物、医疗器械和其他治疗方法，加起来也不过区区几种，数量上甚至还不如治疗感冒、过敏、消化不良、便秘这些一般疾病的药物。
肥胖症当然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像我们讨论到的，它的复杂体现在个人自由和公共卫生的关系，也体现在个人行为控制、经济情况和病理学变化的关系上。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在后工业化社会，肥胖是否确实和经济状况有相关性？一个潜在的可能是，在后工业化社会，反而是经济地位较低的贫穷人口更加容易肥胖。这可能是因为贫穷人口相对更缺少关于个人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缺乏体育运动的时间、以及缺乏购买健康食品的金钱。图中显示的是美国肥胖症(左)和贫穷(右)地图，可以看到，肥胖州和穷州有高度的重合。(图片来自美国疾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