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国做例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肥胖是一种疾病”这一思想逐步演进并介入公众生活的过程。2000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承认了肥胖的疾病地位，这一决定意味着医药公司可以开发和销售针对肥胖症的药物和医疗器械。2002年，美国国税局(IRS)正式承认肥胖是一种疾病，和治疗肥胖相关的费用可以得到部分的税务减免，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部分负担肥胖相关的开支。而在美国医学会(AMA)在2013年终于认可了肥胖症的“疾病身份”后，不少保险机构逐渐将肥胖症治疗纳入保险覆盖范围。当然拉锯其实还在继续，直到今天，美国最大的国立医疗保险机构之一，覆盖超过五千万老年人口的联邦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仍然尚未对肥胖症治疗费用的报销开闸放行。
这些医疗机构的决策背后是冷冰冰的统计数字。相比体重正常的人群，超重和肥胖人群罹患心脏病、中风、二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概率显著增加。相应的，肥胖人群的医疗开支也显著升高，美国疾控中心(CDC)2008年的数据显示，肥胖症患者人均年度医疗开支增加了1429美元。考虑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有超过三分之一成年人患有肥胖症、超过三分之二成年人有体重超标问题的“胖子国家”，肥胖症为整个国家增加了1470亿美元的医疗负担。因此，即便抛开对身材样貌和运动能力的主观判断，肥胖也确凿无疑地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和整个公共卫生系统严肃对待。
到底该怎么治肥胖？
承认了肥胖是一种疾病，紧跟着需要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治肥胖”？这并不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说起来有趣，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慢慢承认肥胖是件坏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肥胖都被认为是一种“道德”问题而非医学问题。胖人成为愚蠢、笨拙、没有自控能力、和道德软弱的象征，甚至成为公众调侃的对象。《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杜海涛、春晚的小品演员贾玲、乃至《超能陆战队里》的机器人大白，无一例外都带着点大众对胖子的蠢萌的刻板印象。
大众似乎倾向认为，治疗肥胖需要的不是医学手段，而是自制力——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物要学会自我约束；是纪律性——克服懒惰坚持定期锻炼；甚至还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因为健康饮食，定期锻炼，乃至和健康生活方式有关的知识，对于在温饱线上下挣扎的人群来说，可能都是奢谈！这些原因导致了肥胖治疗成了一个界限模糊，甚至有点敏感的话题。
如果肥胖源于自我约束不足，那么用公共卫生资源予以治疗对于善于自我约束者而言是否公平？如果肥胖纯粹是个人选择，那么从公共层面予以干涉是否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如果肥胖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加以逆转，那么肥胖症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是否必须？
这些衍生问题深刻影响了过去几十年全世界对抗肥胖症的思维和行动。2012年，发生在美国纽约市的一次近乎闹剧的减肥风波生动地呈现了这一点。
当时，作为纽约市对抗肥胖运动的组成部分，广受爱戴的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纽约市的饭店、剧院和体育场销售超大杯(指体积超过16盎司，约500毫升)的含糖饮料。这个被人们戏称为“苏打水禁令”(Soda Ban)的命令甫一颁布就立刻招致批评。一部分人指责布隆伯格的命令是在赤裸裸地暗示胖子们缺乏自控能力已经到了不得不由政府来管理其行为的地步，是对胖子们个人道德品质的无情羞辱和歧视。反过来，另一部分人则批评，什么时候政府有权利来直接干涉老百姓的吃喝拉撒了？是不是有一天我们看什么书，睡几个小时觉，讨什么老婆生几个小孩也是政府管了？这一派人士还给布隆伯格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叫“保姆市长”。苏打水禁令最终在2014年被纽约上诉法院正式废止，理由正是这个命令超越了行政机关的权限边界。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全社会已经广泛接受了肥胖是一种威胁公众健康的疾病，究竟该如何对抗肥胖症仍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相比之下，人类社会对待其他疾病时面临的困惑似乎要小得多。
拿一种著名的致癌物质——石棉作为例子。柔软、耐火、高度稳定的石棉纤维曾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设施和建筑业里。但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石棉微粒会导致严重的尘肺病乃至癌症，各国政府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了石棉的使用。在禁用石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害者(特别是石棉工业的工人)、公众、石棉产业和立法者之间的反复博弈，但是我们至少没有听到 “使用石棉是工人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政府不应该干涉石棉工业的自由”这样的声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