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经验当中，人们的性格会被死亡放大或加剧——平时经常生气的人，面对自己的死亡会更加生气；如果一个人平时悲伤，濒临死亡将会更加悲伤。能够帮助将死之人的，就是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想要死后怎么办。但大多数人遇到的是“不要讨论这个，这太难过了”，这种说法会让将死之人感到更加孤独和痛苦。
界面文化：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作者、美国哈佛公共健康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谈到了什么时候努力医治、什么时候放弃治疗的问题，他指出，尽全力救治也许不是最正确的做法。你作为一位心理专家，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茱莉娅·塞缪尔：我同意。死也有好的死亡和坏的死亡。当你意识到医药和科学无法成功，无法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反而是在消耗你的生命的时候，或许就应该放弃治疗。比如说你得了癌症需要化疗，生命很短暂，这个时候就要权衡化疗的风险和好处：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你是要承受化疗的副作用，还是拒绝接受化疗，更加平静健康、更着眼于当下地度过？如果接受化疗而只能延长几个礼拜的生命，那么后者也许要好得多。
我认为，病人在医院上着呼吸机死去，是一种糟糕极了的死亡方式。英国一项调查显示，80%的人希望的死去方式是在家中自己的床上，被所爱之人环绕。如果你想要这种死亡方式，那就意味着拒绝医疗干预。当然，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做出这种决定。医生们当然会提供很多医疗干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告知你亲人将要死去，他们也觉得这样的对话很艰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医院里去世就是不好的。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自己想要怎样死去。总而言之，好的死去方式是平和的，亲朋好友陪伴在身边，有机会彼此告别。可是，医疗干预常常无法提供这些。
好的死去方式是平和的，亲朋好友陪伴在身边，有机会彼此告别
界面文化：也许家人还是会选择医疗干预。
茱莉娅·塞缪尔：没错。可是以我的经验来看，选择医疗干预的家人事后往往会后悔。他们会回想：我的父亲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痛苦；他的鼻子和嘴巴插满了管子，周围都是机器；他失去了意识，他醒过来时意识完全模糊；也许我不该让他使用呼吸机，而是让他回到家中，让他不感到那么害怕。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待安乐死？这种死亡方式对于亲属来说会带来更大的悲伤吗？
茱莉娅·塞缪尔：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目前反对安乐死，很多人支持安乐死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想要以这种方式把死亡简化。如果一个人的意识是清醒的，他们总是可以自杀的。我也曾经为选择安乐死的家庭做过工作，他们把家人带到瑞士安乐死，在帮助家人安乐死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这种悲伤要比让家人自然死亡复杂得多。在我经验中，选择安乐死的家人事后会很痛苦，对于家人来说，做出安乐死的决定会像是谋杀。
另一方面，安乐死也有保护措施的问题。 将死之人可能会迫于压力选择安乐死——从“可能”安乐死到“必须”安乐死——我们不能确保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都是真正自愿的。
界面文化：是否有一种和即将死亡的亲人的相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想起来没有遗憾？
茱莉娅·塞缪尔：和将死之人对话，讨论他们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想要如何死去，会让我们在亲人去世之后遗憾更少一些。另一方面，创造在一起的记忆也很重要，你可以拍很多照片，可以用录音设备录下你们之间的对话，建一个资料库，在亲人逝世以后翻看重听，从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悲伤的力量》
[英]朱莉娅·塞缪尔 著 黄菡 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