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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悲伤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上着呼吸机死去是一种糟糕极了的死亡方式

发布:2019-04-03 06:15 | 来源:健康日报网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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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不认为不同人的去世会带来不同等级的悲痛,每个人的去世都是独特的,并且有自己的复杂性。但是,有些种类的死亡比其他种类更加复杂,悲痛更加难以排解。”潘

在目前热映的王小帅导演的影片《地久天长》中,一个孩子的意外死亡让本来亲密的两个家庭背负悔恨,彼此疏远。在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家中独子之死更让丧子家庭痛不欲生。在失独父母的眼中,“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

英国丧亲心理辅导师茱莉娅·塞缪尔(Julia Samuel)对这种痛苦深有体会,她说,“看到自己的孩子去世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违反了自然规律。我们向来认为,孩子会埋葬我们,而不相信自己会埋葬孩子。丧子之痛会让你和生活的关系彻底颠倒,好像整个未来都随着孩子离开了。”丧子家庭需要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可是,不论是丧亲者本人还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都会认为死亡是一种禁忌,因此常常闭口不言。茱莉娅在三十余年的从业经历中也认识到,真正伤害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代人的,不是悲伤带来的痛苦本身,而是人们为了逃避痛苦所做的事情,在痛失至爱当中存活下来的关键在于来自他人的爱。她的首部作品《悲伤的力量》一书的主题就是“面对死亡”,在书中,她记录下了她和案主面谈的细节,用一个个故事来揭示丧亲者一步步找到方法忍受痛苦,学习带着痛苦活下去,从而治愈自己的过程。

无论是电影中失独的父母,还是现实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被迫面对死亡,这种失控感和无力感和21世纪的“医学可以治愈我们;如果不能,足够的意志力也可以”的信念相违背。除了如何直面死亡、抵抗悲伤这一难题,我们还与茱莉娅探讨了两会期间登上微博热搜的“全民死亡教育”问题,以及如何与将死之人认真告别、不留遗憾的问题,她也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对临终医疗干预和安乐死的反对态度。

英国丧亲心理辅导师、《悲伤的力量》作者茱莉娅·塞缪尔

【专访】悲伤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上着呼吸机死去是一种糟糕极了的死亡方式

言说死亡:“比起讨论逝者,不讨论带来的伤害更大”

界面文化: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走上了丧亲心理辅导师的职业道路?

茱莉娅·塞缪尔:我的祖父母参加过一战,当时每家每户都有亲人去世,我的两个叔叔都死于战争。那两代人感受着战争的威胁,整个国家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人的动力就是活着和繁衍,在那种情况下,大家没有心理空间或者心理容量来敞开心扉。我的父母都在很年轻时就痛失亲人——我母亲25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哥哥、姐姐全部都去世了;我的父亲也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但他们对亲人的死亡只字不提。我成长的环境中有这些逝者的照片,但大家从来不讨论。我觉得这对他们的情感产生了影响,我认为,比起讨论逝者,不讨论带来的伤害更大。

我这一代人所拥有的奢侈就是不再受战争威胁,我们获得了情感上的自由,可以询问问题,可以诉说恐惧,可以讨论情感,这些都是我的长辈们无法做到的。在今天的中国也一样,年轻一代拥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感性的思考。只有时间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在母亲八十多岁的时候,我想和她谈谈她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每次提到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她读了我的书以后,她也还是会转移话题。在让人谈话方面,我可以说是专家了,可我从来没做到让她讲这些话。

茱莉娅·塞缪尔

【专访】悲伤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上着呼吸机死去是一种糟糕极了的死亡方式

界面文化:你指出,“真正伤害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代人的不是悲伤,而是为了逃避痛苦做的事情。”这句话指的也是回避讨论死亡所导致的悲伤吗?年轻人应该如何与长辈讨论死亡?

茱莉娅·塞缪尔: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对于死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应对机制和文化应对机制。如果一代人的应对机制就是不讨论死亡、不讨论感受,关上心门,继续生活,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会感到很艰难。孩子会不断地针对这一问题发问,但如果你强迫他们,他们会更不愿意讨论逝者或死亡。

可是,年轻人也有比较隐晦的方法。年轻人不要直接问他们感受如何,而是可以问长辈,你可以给我讲讲祖父的故事吗?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他们的情感逐渐显露,也可以让他们试着说一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种方式是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如果大家都不想坐下来聊自己的感受,那么可以试试一边劳动一边聊天,劳动中有一种释放,这个情况下人们会坦诚得多。

界面文化:一些人会不忍心对失去亲人的朋友谈起逝者或死亡,以避免勾起对方的伤心事。你认为这是应该的吗?

茱莉娅·塞缪尔:人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一是这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生命也有尽头,让我们想到自己的无助,我们不能扭转死亡,这让我们感到害怕。另一方面,人们会觉得避而不谈会比较明智,好像失亲者不是在一直思念着逝者,只是当你谈到时才会想到一样。但实际上,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失亲者都会一直想着逝者,并为其离开而悲伤。

所以朋友能做的事情,就是认可这一事实,并且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不要告诉他们怎么想,也不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失亲者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谈论这件事,但作为朋友,你应该一直关注他们的需求。

界面文化:中国这么多年独生子女政策之下的失独家庭令人格外心痛,最近上映的电影《地久天长》讲述了一对失独父母跨越二三十年的悲痛。你参与创立了英国儿童丧亲基金会,你的经验中是否有什么可以借鉴?

茱莉娅·塞缪尔:看到自己的孩子去世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违反了自然规律。我们向来认为,孩子会埋葬我们,而不相信自己会埋葬孩子。这让你和生活的关系彻底颠倒,好像整个未来都随着孩子一起离开了。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情况就更加可怕了。这些家庭需要很多帮助、共情和理解,因为你不可能改善这种情况。昨天我听一个失独家长说,大家不断告诉她要坚强起来,继续生活,可是她实际上想要的是人们认识到她的所失和她的困难,她不需要人们告诉她应该怎么做。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专访】悲伤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上着呼吸机死去是一种糟糕极了的死亡方式

人们感到无能为力,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说一些能够让对方感受好一些的话。但其实,倾听那些丧失孩子的父母,听他们说自己的困难和感受,就可以帮助到对方——这就是倾听的力量。

我的经验告诉我,悲痛是使人孤立和孤独的。如果你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父母死亡的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你需要依靠友谊,为自己找到可以充当家人的朋友,只有他人的支持才能让你继续生活下去。我这本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不可能全凭自己一个人渡过难关。你需要其他人的爱和支持,你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朋友,只需要两三个亲密的友人,他们可以让你感到自在,可以倾诉悲伤和忧虑。

界面文化:在今年中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建议从中小学生开始开展死亡教育。在英国有类似的死亡教育吗?你认为死亡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