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人们在加深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的同时，迫切要求认识自身及其主观的精神世界，“人”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核心。历史学家要继续保持对其他学科的领导地位，无法绕过这一问题。历史学家要积极面对挑战。新史学家之所以热衷研究各种心态问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急待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史学不是对过去的消极记录，它需要研究自身。“我们始终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我们感到，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的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我们用这些理由很快说服同行”。心态就是认识人的精神演化及其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最佳手段。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说：“心态史实际上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从中可以认识到线性史观的不足，惰性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力量，更多的体现在通常发展缓慢的人们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可以说心态研究是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最深的沉淀层中开掘对人的自身认识的尝试。
其次，当代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是与“精神危机”孪生的，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是一些国际化的大城市中。在钢筋水泥面前的无能为力感以及在日益兴盛的快餐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厌倦了单调枯燥的现代生活并缺乏安全感，出现了所谓的“精神危机”。随之，许多反映都市人群精神压力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如拉尔夫·艾里森的《隐形人》、索尔·贝娄的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特别是最后这部戏剧给人的印象深刻，该剧描写了推销员威利洛曼为推销商品奔波一生，却很不成功，作者以人道主义的视角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狂潮下金钱万能的现实。另外，以中国为例，一份调查显示，20到30岁的人群成为现代社会的“年龄压力”之首，按压力均值计算，这个年龄段的人们的压力均值为71分；其他三个年龄段的压力均值依次是：31—40岁为67分；41—50岁为66分；51—60岁为68分。20-30岁的人群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处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他们除面临工作的压力，还有成家、购房、子女抚养、管教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压力，还存在缺乏社会经验、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这种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返朴归真，重现工业化之前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然而，正如伊壁鸠鲁所说的，“关心自己的灵魂，从来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心态史学较好的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这种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蒙塔尤》出版后，一版再版，这个小山村竟成为人们旅游向往的圣地，从中可见一斑。
有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心态史的兴起顺应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适当地缓解了一些都市人的压力。但是，毕竟心态史研究的历史不长，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探索与改进过程中。当代的心态史的研究实际上不知不觉地把重点从年鉴学派的第二个层次转向了第三个层次，注意力逐渐集中在反映民众意识的短期事实上。结果，在旧范式中本来已经划分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随着这样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用定性的描述取代量化分析，在表达方法上自然造成叙事式取代分析式的结果。例如《蒙塔尤》在表达方式上纯粹是叙事式，被认为是叙事史的复兴，这是对年鉴范式的一次冲击。同时，心态史的研究没有一个确切的范围，其结果是出现了“史学爆炸”或“史学碎化”的现象，这就对于分析整个社会人们心理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到如今是有增无减。新出的层出不穷的历史著作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细微，从人的饮食、起居、举止、服饰到民俗、信仰、死亡、恐惧、节庆、礼仪、梦境、想象，不分巨细，史学的综合功能和独立地位面临危险，总体史概念本身也成为问题，在新史学家内部对之产生了多元化的不同的认识。如何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的现象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新史学所作出的每一个努力和尝试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史学正是在不断地逐步解决困扰自己的矛盾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趋于完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