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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受害者心态与“战狼”式爱国:现代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世界政治观?(4)

发布:2018-05-20 06:19 | 来源:健康日报网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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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悲情世界观与孤傲世界观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在两个端点之间,中国已经豁然诞生了全然不同于被动挨打时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这一新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内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经凸显了崛起的中国建构新的世界秩序的

将悲情世界观与孤傲世界观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在两个端点之间,中国已经豁然诞生了全然不同于“被动挨打”时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这一新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内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经凸显了崛起的中国建构新的“世界”秩序的豪情。

过渡时代中国世界观的理性根基

从看待世界的悲情跳跃到审视世界的孤傲,中国的世界观真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自近代以来生成的这两种中国的世界观,自然都有其客观支撑的理由,也都各自形成了相应的学理阐释理路。但稍加思量,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中国在观察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时候,最缺乏的,恰恰是最需要的理性精神。

无论是以悲情看待世界,还是以孤傲审视世界,都是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主导中国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因此,也都是将国家的情绪反应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心理基础。这是一种非常单纯的国际关系的道义逻辑思维。

以道义逻辑引导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常常会误导这个国家——不仅让这个国家很难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交往、冲突和妥协等国际事务,而且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很难得到周全保障,进而让国家处在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心,既缺乏真诚的朋友,也缺乏按规出牌的敌人,结果就使这个国家活在虚幻编织起来的国际空间中。

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客观规则的优先性、依据权势界定的利益和利益的变易性、道义与政治的紧张、国家道德意愿无法支配世界、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受到关联性阐释,都让国家处在国际政治的现实环境中,以求深刻认知国际政治和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一个国家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这种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维。而一个国家受情绪主导的世界观,既不可能是理性的世界观,也不可能是帮助这个国家恰当处置国家事务的行动指南。

中国需要走出从悲情到孤傲两极跳跃的观察世界定势,以求确立理性观察世界、形成国家理性的世界观,从而理智地处理国际事务,寻求有利于促进国家长期发展的优良国际环境。为此,抑制随时可能爆发的、执意谴责西方国家侵略,道义化地为自己辩护的悲情,便成为国家理性发育生长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关,克制因国家崛起而野蛮生长的孤傲情绪,友善地与世界各国相处,寻求国家间交往的双赢与多赢,中国才能华丽转身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国家理性的生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国家理性当然不是德国版本的目的性国家的权力理性,而是英美式版本的、由社会限定的国家正常判断自身处境与恰当处理国家和国际事务的行动理性。

国家理性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长壮大,也不可能对国家行动尤其是国家权力行动自动发挥理性化的主导作用。国家理性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的健全规划,国家与社会的健康互动,国家正常的妥协性行动习性,官民双方权衡利弊、择善而从的政治行动能力,国家内部治理的经验及周全处理国际事务的技艺。这些都是悲情中的国家、孤傲待人的国度不可能具有的国家品质。只有在具备国家理性的国度中,理性的世界观才可能形成并发挥引领国家融入世界进程的能动性。

对今天中国所处时代的判断,是中国理性立定恰当的世界观的一个历史前提。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不过是处在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转型、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消极防守国家向积极进取国家发展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中国已经决定性地走出了让人悲从中来的“被动挨打”困境,让“大国崛起”的大国内涵填充了更为扎实的内容——大国之大,不只是地域范围、人口数量意义上的大,而是经济总量、国家实力意义上的大;另一方面,中国远够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还只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

GDP总量的急速增长,让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明显提高,也让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大幅攀升,但在科技创新引领国家发展的时代,中国创新能力的世界排位还很低,远不足以引领世界的发展。

当下中国要想领导世界,取决于中国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及其跃升为强国之列的漫漫前程,中国还必须务实地处理国家事务,以期实现国家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更多练习、逐渐积累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这就注定了中国必须以一种理性的世界观来衡量自己、评价别人。

由于处理好中国自己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内事务构成中国恰当处理好国际事物的前提条件,因此,国人必须接受先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然后寻求发挥更大的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国家事务排序。这是需要分别看待的两个问题。

从国内事务来讲,在经济总量继续做大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完成尝试数次且未能有效启动的深度改革任务。简单来讲,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取向来建构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中国改善自己尚不健全的国家机制必需的取向。而三个基本指标,则构成衡量中国是否成功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一是在国家基本制度机制上完成立宪民主的政治建构;二是在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发展目标;三是国家在开放进取的宽松机制中寻求现代文化发展的结果。

至于相关于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落实的发展问题,诸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严重的污染问题得到明显缓解、阶层集团之间矛盾显著下降等,也都在国家必须处理好的种种重大事务的清单上面。这让国家必须以主次、轻重、先后、缓急来合理排序,只有这样,才能有望将种种难题循序加以解决。

只要中国处在持续发展的国家上升轨道,中国就绝对能够逐渐形成冷静、客观、平等、友善看待世界的崭新世界观。理性的世界观,不是功利化的世界观,也不是道义化的世界观,而是基于规则与所有其他国家打交道、谋双赢、求妥协、立契约、守信用的世界观。理性看待世界的中国,面对发达国家曾经欺凌中国的历史,可以不再为悲情所左右,而能够在国家间的现实处境中互利互惠、互争高下;面对尚且弱小、明显欠发展的国家,可以拒斥早期西方国家以殖民主义粗暴掠夺这些国家的残酷,致力争取共同发展的满意结果。

中国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从根本上克治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敌我思维,不再将那种中国崛起、对手败落的二元思维作为审视世界的思维先定模式。与此同时,那种基于报复心理而形成的中国将独霸世界的观念,也必须彻底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