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还，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因此，对“世界”怀抱极深的敌意。
随着中国初步解决了发展问题，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国人迅即对介入甚至领导“世界”充满雄心，一种非中国莫属的、登顶“世界”之自满、自恋和自负，成为国人在“世界”各地乐于展示的精神状态和民族心理。然而，这两种中国世界观均显乖张。理性地融入“世界”，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并克尽自己的大国责任，恐怕才是中国需要着力塑造的现代世界观。
悲情中国的世界观
晚清中国，迅速从“天下”堕入“世界”。“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建构的国际观念。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的古典世界观。华夷之辨，是对之的观念奠基。五服制度，是对之的制度设计。朝贡体系，是对之的操作谋划。 由这一古典世界观引导的中国古代的国际认知，自然是自信心十足，而对中国发挥的国际影响既不会陷入焦灼，也不会激越躁进。
尽管论者揭示了朝贡制度的国家设计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国际地位自认，与被中国认定的朝贡国家的承认之间并不吻合，但丝毫不影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朝贡制度的践行。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古时制度自信。
当“天下”机制遭遇“世界”体系之后，中国便丧失了从容谋划国际事务的能力。
首先，这固然是因为“弱国无外交”，让中国很难就国际事务发挥“天下”时代的那种影响力。
其次，中国由于自身国力的急遽衰退，寻找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一艰难求存的任务，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国家资源，因此，根本没有余力去关心和处置国际事务。
再次，中国的千年政治惯性，所熟悉的只是以我为中心的国际往来，不管远亲近邻、强国弱国，只要跟中国发生关系，中国总是以上对下的姿态处理；所陌生的则是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主动出击以应对全面强势外国对中国的挑战。一个由西方国家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激烈竞争性的世界秩序，完全为中国所不解，因此，也就很难将“天下”与“世界”无缝对接起来。
让中国最不适应的，并不是遭遇了一个与绵延千年的“天下”机制不同的“世界”替代体系。“天下”与“世界”的生硬磨合方式，才是让中国最难应对的事情。当西方携硬实力和软实力强行打开中国关闭的大门时，中国完全无力抗拒：
硬实力，并不仅仅显示为现代工商社会产出的巨大财富实力，如果只是这种硬实力结构，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洋务运动那样的学习方式承接下来。关键是西方工商国家在拓展它所需要的国际市场时，常常借助战争手段，让中国这些落后的农商国家情非所愿地洞开国门。
西方国家不断的战争胜利，不断地强加给中国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让“天朝上国”的颜面尽失。以至于晚清时期，不得不借助自己长期千般设防、万般警惕的民间暴力，来抵抗西方国家力量对中国权力体系的侵蚀。
无奈种种类似的伎俩，效用递减。终于因为内部的工商经济发展乏力、宪政改革失败，让内外部的重重难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天朝上国”面对“世界”的第一次崩盘，也因此不得不臣服于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
在被动卷入西方国家建构的现代“世界”过程中，中国陷入悲情主义的精神氛围，由此塑就被动挨打、指责侵略与爱好和平相互支撑的悲情主义历史观。“天下”体系从容运转时的国家软硬实力观，被抵抗西方侵略的道义世界观所替代。
在悲情笼罩的“被动挨打”历史观建构中，中国看待“世界”呈现出一种突兀的悖谬：理智上中国完全认同西方国家代表的现代发展方向，并尽力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模式，但感情上坚决拒斥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源自晚明开始厉行的海禁政策，让中国人在封闭且被动挨打中逐渐固化了西方侵略者的强权角色、中国受害者的悲情主体定位。发誓改变这一悲情角色，登顶“世界”巅峰，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萦怀于心的国家意欲，并直抵民族心灵世界的深处。
在悲情中确立的现代中国世界观，凸显了不是同情中国就是侵害中国的情绪性国际思维。一旦被中国认定是侵略者，不仅会被放置到审判的平台，遣用顶级的道义激愤辞藻加以痛诋，而且被视为中国不共戴天的仇敌。假如被认定是同情中国现代被动挨打遭遇，并承诺放弃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且愿意与中国结伴而行、共谋发展的，不仅让中国深怀感激，而且全情拥抱、视为挚友。
在这种受悲情支配形成的简单化国家思维中，人们很容易理解获得国家独立后何以还会出现“一面倒”的幼稚外交政策：那是因为苏联曾经作出的友好表示，让悲情中的中国颇受安慰。而欧美国家惯于以国家利益为名与中国打交道的举动，让中国人随时随地舔舐受其欺凌的伤痛遗痕。因此，一时友好与一世友好、短暂交恶与永久仇视的国家情绪化外交，也就成为一种外交惯性。国家受面子心理的驱动，远比受利益盘算的影响为大。
受人欺凌，在实力上难以抗拒，自然就会诉诸道义的力量并将之视为抵抗侵略的精神依托。中国既然深陷在悲情中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因此，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爱好和平的国度，把现代先行者看成是侵略成性的野蛮国家。循此思路书写国家的历史，中国便将自己的历史书写成自古至今爱好和平、立于国际关系道义山巅的伟大国家，而把西方国家的历史书写成惯于侵略、习于战争的兽性国家史。
这样的书写，内里潜藏的历史哲学预设是，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瑕疵；而侵略别国的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则没有托词地理应承受严厉谴责。
受此思维定式的影响，中国在看待西方创制的“世界”时，总是习惯于以侵略与反侵略、道义与野蛮、和平与战争、情谊与利益的二元对立思路找寻种种问题的求解之道，很难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国家妥协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至今国人习焉不察的、以“中西”对“古今”的表述定式，就深藏一种中国与西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文化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