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最委屈，无论涨价降价都吃力不讨好。油价涨了被外界一顿炮轰，药价降了，老百姓同样不满意，因为这些降价药一降就死。报道称，发改委近日下调了阿莫西林等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的药品价格。这是近年来第27次降价行动，也是权威部门宣布降价次数最多的产品系列。但据统计，仅2010年就有50多种药品因为降价而消失，这次和前26次一样，很多药品市场上已难觅踪影。
人们自然把板子打在药厂药店这些黑心商人身上，认为药厂和药店没有降价积极性，嫌利润太低，厂家拒绝生产，药店拒绝进货。其实这种责难有失偏颇，企业当然是逐利的，何况中国有大大小小6000家药厂，竞争白热化，稍不留神就可能没来得及“降价死”，先玩火自焚死。
药厂药店只是高价药链条的末梢，脚趾头怎能决定脑袋？药品从厂家到全国总代理商，再依次到省、地、市、县级经销商，最终到零售药店，要经过很长的销售链条，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机构包括新药审批代理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物价局、卫生局、药品招投标机构等等。整条利益链跑一圈，一些药品成本翻十多倍也很正常。这么看，很多药品“降价死”也是情非得已，药厂药店也伤不起啊！
处罚两个小药厂老板，可谓医脚不医头。并且这条利益链已经固化，发改委短时也难有特效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医疗药监部门就可以推卸责任。解决看病贵问题，药监部门当正人先正己，先要反思是否是一些药厂利用了我们审批制度和审批流程中的漏洞或真空地带，让降价药顺利“降价死”？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发就是因为在药品注册中大肆收受贿赂。降价药并非真死实是装死，只是改了名称、包装、剂型，穿上新衣，价格高出许多。多次降价，多次更名，同一种药品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名称。例如“头孢曲松钠”因产地、药厂不同，就有20多个名称，罗红霉素有40多个、阿奇霉素有近百个商品名或商标。调查显示，药监部门一年１万多个审批事项，其中大部分是改包装、改规格的行政批复，真正有关新药的审批只有百余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农 史密斯就认为，行政化药品审批会犯两个错误：一是审批过快滥竽充数，像中国；二是审批过慢，人快死了药还没批下来，像美国。前者会带来权力寻租和腐败，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人为抑制零售价，会迫使药厂和医院以旧药装新瓶的办法逃避价格管制。看来，“降价死”的重要病因还是体制病。和目前新医改方向一致，维农也认为，中美两国药价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引入外部监督机制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