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教授厉曙光称，福喜事件是综合治理的问题，涉及到违法成本太低、执法成本太高、有法不依、违法不深究等一些法律问题，其中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也存在一些疏忽和问题，“从供应商到监管部门到洋餐厅每个环节都有些问题和责任”。
“源头上有问题。”朱丹蓬说，“上海福喜事件”中出现的种种违法现象，症结在于“法律法规与组织构架间的不匹配”。其中，《食品安全法》的制定与它的监督、执行严重脱节。尤其是，“多头管理”的方式造成了有关部门之间的责任推诿，且中央与地方到底谁才是执行的主体，定位也不甚清晰。
“擅自修改生产日期、次品重新混入生产线等行为，显示了上海福喜全然无视法规的姿态。看似牢不可破的《食品安全法》，一时间形同虚设。”观点激进的人士直言。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称，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违法成本高，跨国连锁餐饮品牌在经营的时候都会谨小慎微，“但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就目前看，中国的违法成本确实太低了。国外，一家企业违法经营，甚至可能破产，但在中国，除了当年的三鹿集团，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承担不了违法成本。”马文峰说。
对此，据官方媒体报道，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在阎祖强表示，“中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立法惩戒较谨慎，对于某一个地区，很难做到罚它个倾家荡产。”
马文峰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建议，当前食品安全法正在修订，要从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大违规者的处罚力度。尤其强调违规者包括相关的法人、自然人须永久退出。同时，强调突出企业员工、消费者和公众机构的监督权力，确保实施监督行为的人员与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并给予充足的奖励。
当然，要改进的地方远不止是违法成本问题，相关法律条还有其他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上述提到的中国标准与欧美标注存在差异的问题。
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表示，真实的情况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往往比很多发达国家都严格，包括美国，“问题是，各地的食品生产商仅仅是被鼓励，而非被要求，在他们的生产流程中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
不过，有评论称，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次加大处罚、以儆效尤就能解决，须从根本上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的本质是解决市场失灵，理想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应让各方面激励约束集中到生产经营者行为上。”上述评论称，这一设想中，龙头企业、品牌企业本应发挥示范作用，并通过市场机制挤压那些“黑作坊”和不良企业的生存空间。（黄烨 赵魏僷）
责任编辑：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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