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的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近年来该县纪委多次查处党员干部办无事酒敛财。2014年上半年，该县一名干部因摆无事酒被查处。据这名干部说，他每年要送四五万元份子钱，为了将送出去的份子钱收回，他以搬家为由办酒席，结果被县纪委当场查处，并将收取的10万元礼金退还。“以前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办，我就心存侥幸，觉得自己不办太吃亏。”
该县监察局局长介绍，除了县管干部，在被查处的市管干部中，也存在借办酒敛财的情况。而在村级干部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近两年来，巫溪县已查处多名村级干部摆无事酒敛财。
秦巴山区的一些村民向记者坦言，很多政策掌握在村干部手里，村民要想办事方便，普遍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村干部的酒宴来达到目的。一些村民说，虽然平时没怎么和村干部接触，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等无法享受。
由于频繁参加酒宴，且礼金越来越高，不少农民甚至部分干部感到负担很重。一位工作了10多年的乡镇干部告诉记者，他每年家庭收入5万元，但送份子钱就要送三四万元，目前孩子在上初中，经济压力很大。
“有些干部频繁办酒，收一次钱顶农民十来年的收入，虽然知道是腐败，但是不得不送。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面上不说，心里都恨着呢!”一名村民说。
针对部分地区愈演愈烈的办酒风，湖南省规定，从2013年11月1日起，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除婚礼、丧事外，禁办酒宴，村委会干部参照本规定执行。
记者在重庆巫溪县采访了解到，该县自2014年开始整治无事酒，该县由县纪委牵头出台规定，乡镇街道和部门细化配套方案，完善村规民约，实行县、乡、村三级联动。“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对办酒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除婚嫁和丧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办酒。婚嫁和丧事也需要提前15天申报，并且桌席被限定在15桌以内。领导干部一旦被发现违规办酒，一律免职，同时还可能追加党纪处分。”巫溪县纪委书记张治民说。
除了查处时“不打折扣”，巫溪县还从源头上下工夫。比如，针对升学宴，巫溪县从学校入手，对学生加强宣传教育，并让学生签订承诺书，实现了零升学宴;针对可能办无事酒的重点人群，提前介入劝阻。“自从2014年4月开始整治无事酒后，我送的份子钱少多了。”巫溪县上磺镇居民姚琼说，自己以前每年要送五六万元份子钱，参加300次左右酒宴，2015年只送了不到3000元，大大减轻了负担。
虽然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无事酒也呈现出隐秘化、分散化、跨区域等特点，给后续整治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一些人为了规避检查，到其他乡镇、区县办无事酒;一些人为了掩人耳目，化整为零，多个场所分散办无事酒;甚至还有一些人，今天办两桌，明天摆几席，只收礼金，不写礼单。”一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
一些纪检干部说，整治无事酒最好形成全国一盘棋，不能有些地方搞，其他地方不搞。中央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专门针对大操大办进行了相关规定，各地应在此准则的基础上，对相关条款进行细化，以便基层政府对照执行。这是移风易俗的事情，稍微有些松懈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整治无事酒涉及多个部门，只有部门联动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还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利用村规民约实现群众自我管理。
*《贪官很贪，民也不软》
说贪官祸国殃民，人民又有多干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官员。周末侃论，敬请赏析。
当我们抨击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时候，当我们斥责富豪为富不仁的时候，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就没有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如今人们一说起贪官无不咬牙切齿。
在街头巷尾的神聊中，贪官是人们发泄的靶子，而自己则被划在了受害者之列，似乎一生的所有不如意都与贪官结为因果；
在网络上无数的帖子里，人们也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无权无势者的身份，或者以失权失势者的身份，怒斥贪官是祸国殃民。
民难道就干净？
其实，在被揪出来的贪官中，多数过去同样都是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家里很穷”，既是贪官们忏悔时的套话，也是事实。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毕竟占多数，而且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城在乡，都属于贫困人口。
在贪官中，有很多人实在说不上是个官，可以称之为吏，因为级别很低，有的就是科级、股级，例如刚刚被遣返回国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
还有不少是会计、出纳、信贷员，只是因为有个职务有点权，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滥用职权、合同诈骗、徇私舞弊等等就与他们挂上了钩。
贪官的贪欲很强，贪赃、受贿，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总是希望享受特权，但是，不是官、不是吏、不是公务员，难道就没有贪欲？就奉公守法？就不觊觎特权？
走后门是个有年头的老问题，当官的走，有点职务的走，民也照样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最吃香，不仅因为可以不上山下乡，而且还可以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为亲友走后门。
“八大员”是民，想通过他们走后门的大多也是民。走后门就是为了“特权”，只是有大有小罢了。
这么多年过来，无论什么人，一遇事首先想到的仍旧是如何走后门，依然是怎样找关系、托人情。看病、求职、评职称、要项目、打官司、处理交通事故，哪一样不想通过关系获得比别人多的“特权”，高别人一等？
在受托的人中，很多就是普通医生、普通司法人员、机关基层公务员，在单位里他们都被称作“群众”，而托的人很多也是民。无论托民还是托官，利益输送都是少不了的。
做官的会中饱私囊，而为民的也可能肆意侵占公共利益。
在我居住过的几个社区里，只要是住在一层的，很多人都想在门口占用一块公共绿地，变为自家的花园。
我现在住的这个社区，为了占据公共绿地，一些一层住户还和物业公司又打又闹，有一家女业主被拒绝后就在物业公司经理面前撒泼，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最后还是物业公司认输，一片片公共绿地因此转成了私家花园。
利用公共水龙头洗刷自家的汽车，是我们每天都能撞见的事情；在很多公共楼道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成堆的私人自行车摆放在那里，而公共楼道既是公共的走道、逃生的通道，也属于公摊面积；在办公室里，为私事打长途、传真、寄信，揩公家的油，是多少年下来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送红包是民的问题
送红包是个公开的秘密，但送红包大多在民之间，贪官要贪的可不是几个红包就可以满足的。
送红包或许属于迫不得已，但收红包就是贪婪了，是丧失了底线、丧失了从业者的良知。学校老师接受红包，还收购物卡；医院医生更收红包，也收厚礼，一箱一箱水果算是小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