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英
■熊燕
尹文英（1922年10月18日 ~ ）
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7年毕业于前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历任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研究，奠定了我国鱼病学研究基础。1963年起，开创了我国原尾虫系统分类和演化研究，建立了原尾纲系统发生的新概念和新分类体系，并开拓了六足动物的起源与演化研究。1985年起，推动和组织了全国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
战乱时代坎坷求学
1922年，尹文英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的一个小村。父亲在她不满一岁的时候即赴法留学，长年不在家，母亲每天忙于大家庭的家务和针线活计没有时间照顾小孩，让小小的尹文英在毫无约束的环境中长大，养成了她热爱自然、活泼善良与乐于助人的性格。
尹文英的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之一。父女二人都在各自领域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也在我国科学界传为一段佳话。
1931年5月，尹赞勋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理学院地质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职于北京地质调查所。随同母亲来到北京时，尹文英的年龄已有10岁，插班进入北京第二小学五年级读书。之前的尹文英没进过学校，仅上过几年私塾。刚从私塾教育过渡到学校教育的初期，有些功课赶不上，尹文英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忐忑不安。父亲不仅经常鼓励她，还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这对尹文英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结束了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等待尹文英的是一段极其坎坷的求学之路。从1934年秋考入华光女中，到1943年国立二中毕业的8年间，她先后就读过5所中学。在这期间，也是国家承受着巨大伤痛的灾难时期。
1936年春，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尹文英随父母去了南京，插班汇文女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凇沪会战烽火再起。为躲避日益频繁的日本飞机的轰炸，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南京去安庆避难。同年11月，父亲赴南昌担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母亲带着尹文英她们去南昌与父亲会合。此后，随着父亲单位的迁移，尹文英从南昌到安源煤矿，再到泰和县的小塘洲村，过起了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1939年，父亲被调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只身前往昆明。作为长女的尹文英一个人带着全家住在广西桂林，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半年后父亲又调到重庆北碚，尹文英带着全家赶去与父亲团聚，生活才暂时安定下来。
到重庆后，尹文英插班到合川国立二中女中分校读书。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国立二中的几位校长都是战前江苏省几所著名中学的校长，许多教师也都教学经验丰富。老师们认真备课，学生们用功读书。尹文英发奋图强，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班前三名。最重要的是，苦难的经历不仅练就了她坚强的意志，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特别在父亲和父辈们执着于科学的思想影响下，此时的她已懂得了“国弱被人欺，国强才自立”的道理，从此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
1943年，尹文英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听从父亲的建议，考入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她虽然一直向往地质系，但报到时却被理学院院长欧阳翥先生“拉”到生物系，从此与生物学结缘。
当时，中央大学虽然校舍简陋，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极其严格，实行非常“残酷”的淘汰制。尹文英所在的动物学科入校时全班有12人，到毕业时仅剩下了尹文英和另一名男同学。当男同学生病请假时，她就独自享受“研究生待遇”。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尹文英始终咬紧牙关，勤奋好学。抗战胜利后，尹文英和同学们经历“千难万险”回到南京，终于能在教室里安心上课，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大学的生物大楼，尹文英完成了她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业，顺利从中央大学毕业，为未来从事生物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龙王庙里鱼病防除
1947年夏天，尹文英即将从中央大学毕业，学校安排她接待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当即被史若兰看中选做助手。1947年8月1日，尹文英来到上海岳阳路320号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3楼123号史若兰实验室，从此踏上了科学研究之路。从史先生那里，尹文英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更收获了母女般的情谊。从报到那天开始，直到1962年初史若兰回国的14年间，二人亲密无间。尤其是在1956年水生生物研究所搬迁到武昌珞珈山以后，为了照顾年届花甲的史若兰，研究所分配给她们俩共用一套住房，两人生活在一起五六年之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更是形同母女。
1949年上海解放后，动物研究所改制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了解决当时我国浙江一带淡水养殖鱼类死亡率过高的问题，1952年底，水生所与浙江水产厅和湖州菱湖镇政府协商，在我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创建鱼病工作站，开展鱼病防治研究。翌年春，水生所即派尹文英等5人到浙江开始“菱湖鱼病工作站”的筹建工作。
工作站的创建是异常艰苦的。当地镇政府虽然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但确实能力有限。当时摆在尹文英和同事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办公场所。菱湖镇是个水乡，由纵横交错的水网组成，只能行船，不能行车。在镇旁的一条主河道的中央建有一座镇河的龙王庙，四面环水。全体研究人员经过考察，向镇政府提议将龙王庙作为水生所的工作站，镇政府马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这样，龙王庙的三间房子就暂时成了水生所专家们的“栖身之地”，新中国的第一个鱼病工作站也在这小小的龙王庙里“安营扎寨”。
工作站的任务是鱼病防治试验、鱼病门诊，间或需要出诊。尹文英和同事们一起，巡视鱼池，检查寄生虫，披星戴月，周而复始。后来，应“鱼农”的要求，他们不仅在工作站开设了接待鱼病检查的门诊室，还从上海购买了一条装尾机的木船到各乡去“巡回治疗”。菱湖鱼病工作站三年里，鱼病防治始终坚持“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全站同志们先后发现了近20种危害严重的鱼病防治方法和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另外，在分析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群众养鱼经验的总结，他们还制定出“三消四定”的养鱼防病措施，成为当时我国池塘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由水产部向全国推广，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