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扩大影响，同时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尹文英在完成上述一系列项目的基础上，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1998年和2000年又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部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尹文英仍然在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奔走呼吁，“现在土壤污染严重，但是土壤生物却有监测、指示、缓解和清洁污染的作用！因此，研究土壤动物学至关重要啊！”
尹文英一向为人谦和、做事低调。2011年是她90岁华诞，在弟子和学生的再三要求和坚持下，先生才答应把她60年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尹文英文选》。昆虫学家杨星科研究员在文选的“序”中这样写道：先生为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专家；我国六足动物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第一人；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奠基人；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开拓者。”寥寥数语，却是对尹文英一生学术成就和重要贡献的真实写照和客观评价！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研究员）
①尹文英与Tuxen讨论。
②尹文英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③尹文英在野外采集标本。
我的学术和人格导师
■陈立侨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尹先生时的情景。其时我刚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堵南山先生的博士后，想尝试申请上海市科委的“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我带着一份不成熟的申请书，惴惴不安地去见尹先生，想请她指点并帮忙写一份推荐信。去的路上我一直很忐忑，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我所有的紧张感一下子消失了。她那和蔼可亲的面容、随和的举止和言谈，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如同遇到亲人般的感受。先生问了我的近况和课题设想，让我稍等一会，便回书房去写推荐书。不到半个小时，先生一面说“让你久等了”，一面拿着亲笔写的推荐信给我。推荐信的字迹隽秀有力，意见丰富又中肯。她还对我的课题提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我的惊讶和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惊讶的是尹先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完全抓住了我的研究目标和主攻关键；崇敬的是先生竟然放下手上的工作，特地亲笔一字一句地写推荐书给我。这对我这位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学子来说，印象极为深刻。类似的小事，我想先生大概早已淡忘，但却一直记在我心上。近三十年来，尹先生始终给我们这些晚辈无私的关心和帮助，其学识和人品都是我们的榜样。
尹先生常说，一个学者要取得一点成绩，除了天赋、勤奋外，还要注重创新。在技术、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上，永远不停滞，才能始终活跃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她曾写过：“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并以此来自勉。她虽年事已高，却仍有敏锐的思维、宽阔的视野和对国际热点把握的精准，也因此使我国六足动物的系统等研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她对我国动物学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学科发展等都非常关心。但自己却安贫乐道，从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一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引用昆虫学家杨星科教授的话，“先生留给大家的不应该仅仅是成果，更多的应该是思想、精神和智慧”。
我还记得2002年时，80岁高龄的尹先生亲自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演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无论是选题的目标、新方法和技术的建立、多学科的协作，还是组织召开学术交流和评估会，包括后来专著《六足动物（昆虫）系统发生的研究》出版，事无巨细，先生都要亲自策划，精心安排，参与组织和实施。
2004年岁末，先生因身体欠佳，需要做手术。手术前的检查适应期，我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一同到医院去探望她。她告诉我们，她在抓紧时间推进项目协作，开展相关试验工作的同时，还花了许多精力全面搜索、阅读了国际上有关核基因，特别是Hox基因在节肢动物系统发生研究中的应用与进展，并已经完成了著作分配章节中近一半内容的编写。听罢，我们几位年轻人深受震动。八十三岁高龄的她，尚能亲力亲为完成任务。我们这些所谓体力正当年的后生，又有什么理由和借口来推诿呢？
先生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70年科研生涯中，她开创了我国低等昆虫—原尾虫、跳虫和双尾虫系统分类和演化等方面的工作，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权威专家，也是我国六足动物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初，尹先生积极推动和组织了全国土壤动物学的调查研究，为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奠基人；先生早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积极投身到水产第一线，从实践到理论，从技术到科学，在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方面完成了开拓性工作。我虽无缘直接跟从先生，但承蒙先生的错爱，近二十年来一直受到先生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在我的人生旅途和科研生涯中，先生是我最敬仰的老师之一。我由衷地感谢先生在学习上对我循循善诱，悉心教诲，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折服；在生活中，先生教会了我如何做人，使我深深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上，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决心、恒心和耐心。先生为人谦和的风格将使我终身难忘，并激励我不断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