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社会，随着一系列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将家庭空间与女性“天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加以自然化和情感化的过程，不仅起到了潜移默化，规训女性自我想象的作用，并且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转型期大量解雇工厂女工（美其名曰让女人们回家）提供了最佳借口。
近来中小学教育的“减负”行动更是意味着核心家庭的“加负”，父母，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母亲，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来保证孩子的教育质量和健康成长，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工作。
这些日益高昂的育儿成本也造成了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遇冷的情形。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父亲在儿童养育里的普遍缺失，湖南卫视的明星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才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创造出一个与现实背道而驰的理想父子关系，收视率从而一路飘红。
在这种原子化的家庭结构及男女严重不平等的性别政治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了“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就真正有生育自主权了吗？答案可能正相反，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到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对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不再是独生女的孩子来说，如果家庭不能负担愈益沉重的养育负担，她们是否还能和男孩子一样享受到同等的关注和教育机会？对于求职的女性来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上，她们是否会遭受更多“好单位”的拒绝？对于婚龄女性来说，她们是否面临着“剩女”和“剩妈”之间的两难选择：不愿生便被男方嫌弃变“剩女”，而生二胎便被职场嫌弃变“剩妈”。
当然，没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形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大规模的发生。要给予女性真正的生育自主权、选择权，放开乃至取消强制性计划生育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步。我们更希望看到在调整生育政策时女性的福祉也被纳入议程，而不仅仅只是出于增加劳动力、预防养老（国家和社会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也以家庭内部的女性劳动为主），以及给更多的单身汉提供配偶等等经济主义的数字化考量。
在立法层面，我们也期待看到会有更多相应的对女性权益的切实保障出台，同时，在职场，家庭和文化层面，也会有更多的男性和女性参与对性别歧视，乃至对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斗争和反抗，让城市中产女性以外的群体也能参与发声和行动。只有在这样一个更为多元和公正的社会里，女性最基本的生育选择权和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才能得到真实有力的体现，而不仅仅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里的一份数据。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文：肖慧，编辑：禽禽、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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