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查更为深入和完整，也保存了珍贵的女性声音。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陈俊杰在东北农村进行了数年的田野工作，考察农民如何应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他的调查研究尤其突出了女性的身体所遭受的暴力对待。在陈详细记录的无数农村妇女被强迫流产的案例中，有一个例外格外值得深思：在东北某个村庄里，有一位妇女因为是基层干部，从而得以以权谋私，几次逃过了计生办的制裁，接连生下了好几胎，但都是女孩儿。
这个特别的案例不由让人联想到《秋菊打官司》里的村长，因为是当地的“土皇帝”，便可以不遵守“国策”，生了好几个女儿。固然，我们可以把发生在这位妇女干部身上的真实故事解释为和电影里男性村长一样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徇私舞弊；但另一方面，她相对于普通农村女性所拥有的更大的政治权力，也许反而剥夺了她在家庭内部的关于生育的选择权：正因为她的政治身份使得她有逃脱计划生育的可能性，面对丈夫和婆家要求传宗接代的要求，她反而没有了借口去推诿。这种两难困境体现了吕频老师所说的从国家的强制不生育到家族的强制生育，无论是哪种情况，女性的选择都未受到重视。
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与之相对的，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希尔· 盖茨在台湾海峡两岸所做的田野调查，研究表明在台湾（台北及周边）和大陆（成都及周边），尤其是在私营小业主这个阶层中，生育率有大规模的下降。通过大量访谈，她发现成都育龄女性面对婆家要求生二胎，求男娃以延续香火时，大都援引“计划生育”政策作为靠山，理直气壮地一口回绝。同时她们因为经营和投资私有产业而对家庭作出了巨大经济贡献，用经济生产代替了人口再生产，从而保证了她们在家里的地位。这也说明国家和个人并非二元对立关系。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的个人成员，也因为性别、辈份、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种种因素而对生育抱有不同观念，因而会援引不同公共话语（比如“多子多福”传统伦理，和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甚至更为古老的妇女解放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来达到个人的目的，维护个人的不同利益。
除这些巧妙“利用”计划生育政策为自己谋福利的妇女之外，从某种程度上，独生女可能是中国广受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在城市里，女孩和男孩享受了近乎平等的父母的关注和情感投入，以及物质条件和受教育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安马斯特学院的人类学家冯文特别针对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出版了《唯一的希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的一代》一书。正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所以这一代独生女，尤其是城里孩子，得以在成长过程中享受了一定程度上的男女平等，但同时也肩负着父母更高的期望，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
独生子女一代出生的城市女孩，在教育方面父母和师长基本上鼓励的都是努力向上，包括和男孩子同等竞争等。因此，在教育期间不容易感觉到有明显的歧视。而这种良好的感觉往往持续到大学毕业找工作时终止。那时，被家庭和学校保护的独生女便发现，很多“好单位”不仅不要外地户口的，并且还不要女性，因为她们要谈恋爱、结婚、生子，会耽误太多工作，不是理想的雇员，更不可能是未来理想的领导。
从“剩女”到“剩妈”
当然，求职之外，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可能也会让女性第一次体会到针对不同性别的双重标准，那便是恋爱和婚姻，或者说恋爱和婚姻的缺失，也就是现在主流媒体上甚嚣尘上的“剩女”问题。这一群体中有大量来自城市家庭的独生女，在她们的成长轨迹中有一个明显的断裂，自小到大，作为家里“唯一的希望”，她们接受的教育是力争上游，在学业上和同龄男生一较长短。
但一旦接受这套规则，成功考入大学以后，她们面临的却是另一套价值观的转换：如何重新性别化，成为一个更具女性魅力的自己，在婚姻市场上成为“抢手货”，以及如何顺利接受婚后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成为一个成功的妻子，乃至母亲，享受亲密家庭关系所带来的情感慰藉。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她们不愿，或不能进行这样的“自我进化”（或退化），就会变成所谓“剩女”，遭到主流媒体——包括妇联网站及下属刊物——的同情，批评，乃至妖魔化和污名化。
“剩女”们面对的价值的断裂与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改变的家庭结构和性别政治息息相关。随着国家从私人领域的撤出，以单位为纽带的社区的消失，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流动，中国的家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
在我的《家变：当代中国文学与视觉文化中的婚姻裂痕》一书中提到，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变革所造成的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可用核心化、私有化、和性别化来概括：核心化即越来越多的家庭由夫妻两人和他们未成年的孩子组成，传统大家庭模式已经比例越来越低，尤其在大城市里。
私有化首先当然指的是家庭空间的私有化，即取消单位福利分房后，住房变成私有商品自由买卖，给中产阶级实现个人梦想提供了一个空间的衡量指标，这也意味着家庭空间的阶级化。
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福利的不断消减，传统大家庭和社区的消失，养育下一代也成为了核心家庭的私人职责。而具体到家庭内部，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照顾家庭、养儿育女的职责往往由女性一力承担，也即家庭空间的性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