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拍纪录片而得以活到现在
投入超过大半辈子于纪录片，原一男说，拍摄大坂泉南村这些人的过程中，「其实有点像是自己的自问自答，发现原来我一直在拍的东西是什麽了。」他认为，拍摄纪录片，其实就是他这个日本战后出生、与「日本民主主义」一起成长的人，摸索何谓「民主」的过程。
「（包括以前的拍摄对象）在最下层的这些人身上，发现强大的力量，他们去对抗这个社会，对抗那些束缚越来越少的当权者、支配者；于是他们带给更多人幸福，」他解释。
即使泉南村这些人看似「不够有趣」，却让原一男投入了11年的时间。因为出身背景相似，原一男对这些曾经生活在日本社会最下层的人，产生了独特的亲近感，他无法不喜欢，这些贫穷、卑屈、看似微不足道，却拥有力量的一群人。
泉南的废墟，也是原一男的废墟。原一男出生后，母亲带著他改嫁，与作为矿工的继父，生活在宇都市矿区的长屋（日式的集合住宅）裡。战后复兴，当地大量开採石矿，工人一批批涌入，但荣景很快消失，工业能源转移后，破产、失业、人口外流接踵而来，人事境迁，原一男童年成长的「故乡」，随即成为日本经济奇蹟的残骸。
继父工伤去世后，母亲带著他4度改嫁。对原一男而言，家的观念稀薄，也让他称自小就是个比较阴郁的男孩，不知道如何与别人交往。年轻时，他为了成为摄影师而进入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但中途退学。1969年，他在东京银座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后来认识了现任妻子小林佐智子，一起成立了「疾走」独立製片公司，全心投入纪录片创作。
「我们没有被教过要怎麽拍纪录片，凭藉著的只是一股想拍自己作品的热情。我的伙伴甚至将打工赚的钱全部拿去买胶卷，然后对我说：『嗯，全部拿去用，不要剩。』而我，因为透过友人的辗转介绍，有机会造访某电视台摄影部门，学习如何装影片胶卷，在那天以前，我是没有碰过16釐米摄影机的。隔天，我到摄影机出租店租摄影机，开始拍片，那个时候。我已经25岁了。」原一男于自己书中如此写下。
那股连装胶卷都不会，却执著于纪录片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岁月而消失。在近50年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原一男始终相信：「拍电影就是自己生活的力量。」
「我刚刚说了那麽多，并不是我看书学习去了解的，而是我在拍的时候，也不晓得该怎麽拍、该怎麽办，但是我一边拍、一边去思考，慢慢体会了这些道理。唯有在拍片的时候，才能够认真的思考，感受别人的痛苦，感受自己的痛苦，然后去体会，一个称之为真理的东西。所以如果要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去釐清答案的话，唯一能做事情，就是继续拍片了，」原一男说。
挨上一记记重拳，浑身是伤，也仍旧卯足全力，原一男的必须「格斗」，或许就是那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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