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疼痛体验、职场光辉不再、自身价值感下降、家庭结构成分发生偏移、社交时间和自我生活严重萎缩……产后抑郁症伺机而出。据美国心理协会的调查显示，女性产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平时的3倍，美国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在15%左右，即每7名母亲中就有1人经历过产后抑郁的困扰。
这样的付出与痛苦，在传统“隐忍文化”依然受推崇的今天，往往被视为“母性义务”“必然责任”。“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相对导致女性婚内、职场地位随孩子的数量增加而降低，不少女性因孩子被婚姻套牢，即使婚内失和也无力挣脱。
社会对于“母亲”的定义，依然刻板狭隘：作为母亲，你要温柔、细腻、体贴、能干，不计回报地将所有的生命与精力投入对孩子和家庭的照料中，不能有偏离和怨言。加之“丧偶式育儿”和“保姆式婚姻”有增无减，使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承担了更多责任、付出了更大代价。无怪乎有的网络节目犀利地指出：“父亲是最没用的母婴产品。”
那么，育儿是不是女性的专利？近百年前，美国历史学家阿琳诺尔·弗莱克斯纳曾指出，社会对女性的挑战和偏见，大多源于女性生育的生理属性，并由此延伸出的女人育儿持家的责任。“延伸”一词，颇值得玩味：因为有生育的能力，就必须全权包揽抚育重担吗？
其实，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习俗早已遭到质疑，只是未得到足够重视。早在1976年，诗人、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塞西尔·里奇就曾提出“制度化的母性”概念，即以社会分工为借口，父权社会对母性赋予一种期待：“制度化的母性，让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觉，而不是智慧来做母亲；要用无私，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态度来做母亲……”
可以说，从生产到育儿，没有一个母亲的牺牲“理所应当”，也不应被忽视。
尾声：生育自主路漫漫
新西兰新晋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男主持人拋出了“总理任期内休产假是否会影响工作”的问题。杰辛达·阿德恩对此非常生气，怒怼道：“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选择，不应成为能否获得工作的预设条件。”
由此看来，距离女性真正生育自主，在全世界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