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部分癌症治疗领域的突飞猛进、新药迭出相比，卵巢癌已近三十年没有出现新的一线用药。
难发现、难诊断、难治疗导致卵巢癌的存活率多年几乎没有提高。如今，靶向药PARP抑制剂的出现，将为停滞多年的晚期卵巢癌治疗带来曙光。
六十岁之后，新加坡人陈赛云习惯了以数日子的角度眺望死亡。她曾被宣判“时日无多”，对于自己被延长的生命，她很满意。她刚从以色列旅行归来，又在计划新的目的地；每到周五，还会在家为教友们烹制晚餐。唯有消瘦的面庞、时而麻木的左臂和长时间说话后被“掏空”的疲乏感在提醒她：自己是个晚期卵巢癌患者。
偶尔，她忍不住会想：“如果能早一年检查出卵巢癌，是不是会少些痛苦？”
医生最有发言权。2017年11月27日11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妇科主任医师吴小华刚刚结束他当天第一台手术，在这个手术台上，卵巢癌是他最常面对的恶性肿瘤。“我们医院一年就收治1000例左右的卵巢癌，半数都是晚期复发、无处可去的患者。”
和大部分癌症治疗领域的突飞猛进、新药迭出相比，卵巢癌已近三十年没有出现新的一线用药（指首选或标准药物，耐药以后再选择二线用药），长期存活率也几乎没有提高。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无法忍受化疗等因素，约70%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最终主动或被动放弃治疗。
“我们的诊疗进展仍不够快，每年的死亡人数就是很好的说明。”2017年11月1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亚洲年会上，国际妇科肿瘤协会前主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迈克尔·弗里德兰德在评价过去30年间全球卵巢癌诊疗进展时感叹。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在会上得知，随着一种名为PARP抑制剂的靶向药物的出现，卵巢癌患者将最大限度地维持治疗效果，延迟复发时间。
沉默的杀手陈赛云是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身体出现异常的。上年纪后，每年秋天，她都会去做一次宫颈刮片。2014年10月，检测结果显示“二级”，这意味着她需要做进一步检查。陈赛云去了新加坡多家医院，却没查出任何问题。
真正让她感到不安的是2015年2月。在餐厅和家人共进晚餐时，严重的大出血不期而至，“鲜血很快就浸满我的整条裤子和鞋子”。丈夫赶紧叫来救护车，将她送至离餐厅最近的亚历山大医院。医生怀疑结肠出了问题，却始终找不出确切病因。
在私人医生的建议下，陈赛云被转到私立医院。CT检查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体腔内早已一片混乱，结肠、胃壁，到处都有恶性肿瘤的病灶。第二天，医生就为陈赛云进行了手术，确诊不是结肠癌，而是卵巢癌。
和其他癌种有日益先进的检测工具不同，卵巢癌至今没有可靠的筛查工具。用于检测卵巢癌发展水平的CA-125血清测试（癌抗原-125）的不可靠，也会导致误诊。
“从生理构造上，这并不难理解。”陈赛云的主治医生、新加坡Oncare癌症中心肿瘤专家谢惠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卵巢位于盆腔深处，位置隐秘，肿瘤很难早期发现。一些卵巢肿瘤即便发展到晚期，卵巢本身也不会变大，这极易让人忽视。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疏忽都来得及修正。2010年6月前后，62岁的江苏人董素珍向家人嚷嚷肚子胀痛。儿子徐磊先是带母亲去了市人民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肝部有问题。辗转到上海“大医院”检查后，一家人才知道肝部肿瘤只是转移灶，原发灶在卵巢。董素珍最终被确诊为卵巢癌3C期(中晚期)，腹腔、盆腔早就有了转移。
很快，董素珍在上海肿瘤医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医生为她切除了子宫附件、盆腔腹膜，还进行了直肠前切术。当时，卵巢癌已经侵犯到了脾脏。三次化疗之后，2010年12月，脾脏和横膈面肿瘤细胞也被切除。
这还算“幸运”的。很多患者即便确诊晚期卵巢癌，手术过程也多有不顺——卵巢癌手术往往不止切除卵巢，而妇科肿瘤医生的执业范围限制了他们开展肠、脾、膈肌肿瘤切除等手术，外科医生又对卵巢癌的规范治疗知之甚少，这样的矛盾制约了手术效果。
“卵巢癌手术，什么医生都能做，遇到需要肠切除的，要么请外科会诊，要么自己动手。”吴小华忧心忡忡，“很多妇科肿瘤医生做得胆战心惊，宁可剩些残留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就结束了。”
相比之下，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建立了妇瘤专科医师准入制度——医学生必须经过三年的普通妇产科医生培训、三年专科训练，才能获得妇瘤专科医师的认证资格。在此期间，考虑到妇瘤专科手术的特殊性，培训医师还必须完成一定量的肠、脾、膈肌肿瘤切除手术等，并掌握化疗、放疗的基本知识。
“放弃吧”两次手术和化疗后，董素珍的各项指标明显下降。正当一家人沉浸在症状缓解的喜悦中，新的麻烦来了——肝部再次出现肿瘤。此时，距离上一次手术相隔仅两年。接受肝左叶部分切除手术的10个月后，又出现了腹腔多发转移。
对于卵巢癌患者，手术和化疗仍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尽管铂类和紫杉醇等化疗药在晚期患者中的初始有效率很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疗效逐渐减退，80%的患者都会出现复发。最终，大部分患者将死于肿瘤复发和耐药。
卵巢癌与乳腺癌、宫颈癌并称妇科三大肿瘤，尽管它并不是其中发病率最高的，但却占死亡率的首位。所有女性都面临卵巢癌风险，每75人中就有一人会患上该病。每年全世界有超过25万女性被诊断为卵巢癌，14万人最终死于卵巢癌。在中国，卵巢癌的五年生存率不足40%。侥幸逃过这一劫的，还需要依赖持续的手术、化疗延续生命。在西方，妇科医生流传着一句话：“如果‘癌症’是英语语言中最为可怕的单词之一，那么对大部分女性而言，‘卵巢’则是它前面最糟糕的定语。在我们面对的所有关于妇科疾病的消息里，卵巢癌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
2016年11月前后，陈赛云的卵巢癌也复发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可能只剩6个月的生命。”主治医生谢惠光建议再次化疗，但遭到了坚决反对。陈赛云了解自己的身体，清楚自己所能承受的程度。脱发、恶心、呕吐……之前的九次化疗让她“受够了”。
出于年龄、副作用、疗效不佳等原因，惧怕或抵触化疗和手术治疗，最终放弃的晚期卵巢癌患者并不少见。
2016年6月，经历了四次手术和56次化疗后，董素珍的肝部再次发现肿瘤。最大的一个9厘米，拳头大小。徐磊找到医生，希望能再为母亲做一次手术。这一次，却被医生“善意告诫”：“不要人财两空。”他读出了言下之意：“都这样了，还治吗？放弃吧。”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母亲盆腔、腹腔里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受身体状况局限，手术无法继续进行，化疗药也几乎失效。在医生看来，继续治疗已无太大意义。徐磊理解医生的考虑，“没有意义，其实基本等同于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