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鲜成︱近代中医的自辩何以可能？
1797年四月初旬，王清任（字勋臣，1768-1831年，直隶玉田人，清代医学家）前往河北省滦州稻地镇行医，时值瘟疫流行，小儿尸裹甚多，见到被狗拖咬的外露内脏，他发现了一些与医书描述不那么一样的现象，于是又亲自观察了三十多个案例即未经掩埋的小儿尸体，并绘制了图形。他开始意识到，“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起处自相矛盾”，此后，他到奉天和北京的刑场偷偷观察刑尸及内脏，去世前两年，还拜访江宁布政使，询问隔膜的详细情况——因为这位官员曾经镇守哈密，领兵喀什噶尔，见到诛戮的尸体很多。1830年，他终于将四十二年间实地亲见的案例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与他的临床心得一并著成《医林改错》。此书从1830年到1950年，再版四十多次，“为古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学著作所不及”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这本书中，他发现了幽括约肌，弄清肺、胃、肝、胆、胰管、大网膜、动脉、静脉的位置与功能，纠正“肝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胆附于肝之短叶”，并且认为“余不论三焦者，无其事也”——在他看来，“三焦”并不存在。其中还有关于心、脑的辨析，兹不再论，重要性在后面解析。
这些观点当时虽然得到关注，却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象中一呼百应的效力。来自中医内部人士如陆九芝[陆懋修，字九芝，清代元和县（今苏州）人，生于1818，死于光绪年间，有《世补斋医学全集》]的狙击是，“思人之已死，瘪者瘪矣，倒者倒矣，气已断，何以知是气门，水已走，何由知为水道？犬食之尸，刑余之人，何以知件数之多寡，心肝肺一把抓在手中何由知部位之高低？” （陆九芝、傅青主、戴天张著，秦伯末、林志清校定：《论王清任〈医林改错〉》，《世补斋医学全集》）
徐然石（清代医家，辑有《王氏医案三编》）则说：“清任所亲见，皆属于有形无气。义冢之尸，气已散者也；加刑之囚，气初散者也。余故信先生明位之定而执之，余故僭疑先生未能扩气之通而充之。”这里面隐含了个重要问题，人死气绝，与气相关的之物，无法证伪。这是一个鲨鱼悖论，活人没法验证，死人验证不了。气化论作为中医的基本理论之一，成了一个重要的自辩的武器，这也同样影响到接下来要介绍的《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中的另一位医生唐宗海，情况又复杂得多。
唐宗海（1851-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三邑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曾被授予礼部主事，主要著作有《六经方证中西通解》《血证论》《医学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他生于王清任逝世后二十年，恰逢西方解剖学被全面引进，而他出生的1851年，正是和信著医书五种的时期，被视为现代医学解剖学输入中国的开始。按作者皮国立的说法，中医在当时所面对的危机，不是自家闹内讧，而是西医已经打到家门口，实在无法视而不见。此时唐并没有将王清任的学说与现代医学的说法分离，皆作为对立面来一起讨论。
对肝生左的辩解，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案例。《内经刺禁论》中说：“歧伯对曰：脏有要害，不可不查，肝生于左……”《难经》中也有描述：“肝之积气，名曰肥气，在左肋下，如覆杯，有头足。”这当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唐宗海辩护的主要观点是说，他同意肝脏的位置并不是偏左的，认为古人不是不明了“形质肝脏在右”的事实，只是说，肝“不过应震木东方位，自当配在左尔”——一个东西，两种表述罢了，不存在谁错的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阴阳五行学说中，身体与时空观紧密联系。我们可以这么来看：
肝是在古代气化宇宙生理观的基础上来言说的，在方法上，则是通过类比来把握人体的构造与功能，并进一步体系化。那么，人在面对南方时，身体的左边就是东方，而东方既对应春天之气，也对应肝脏，也即是肝生长之地，所以唐宗海说“五脏秉五行，凡秉五行之气而生者，皆以类相属。推期可尽天地之物。知所属，乃明形气所归，而病之原委，药之宜忌，从可识矣”。并且他进一步说，“肝系”位于人身中间，“旧说言肝居左，西说言肝居右，然其系实居脊间正中”。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显然能推断出唐会反指出来王清任与西医不通阴阳五行学说，不明气化之理，不知肝生于左的真正含义，才会有此疑问。皮国立总结道：“他认为内经所论依五行、气化而论，能更正确的了解脏腑功能，西人不知而已。”然而，如果遇到肝脏肿大这样关乎病灶的情况来说，中医们又应该如何描述呢？唐没有论及，从同时代的中医周学海的书中可知，周仍用“两肋”“腰肋”“季肋”这种不分方位的名词来表达，这其实又落入王清任批评古代医生以“肝左右有两经”的理论来论病的思路。
在皮国立的书中，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唐在为肝的辩护中对古代数术身体观的坚持。台湾医史学者李建民把这个数术身体特征说得很明确：这是一种以气论为基础，数术为模型，靠类比来想象人体的构造与机能的身体观。而我们需要延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差异的一个特征。
现代医学中因果律思维方式的确立，其实是伴随近代以来启蒙运动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那么到底是靠什么来设定两物之间的关系，而让古代人觉得理所当然呢？今天的医学史研究揭示了这一点，即是感应逻辑，“非因果律的感应逻辑是以气为中介，而气，是在相关或者同类的事物之间所吸引，结合共鸣，相乘作用的一种遥契之力” （李建民《发现古脉》）。因此，不合因果逻辑是常态。如果要把现象纳入这个系统解析，势必问题重重，可是唐宗海对后面解剖生理问题的辩护，则是意图证明：西方有的，我们也有；你们没有的，我们更优。这就陷入了辩护难题之中。
如果说对肝主要还是位置差异的争辩，三焦是什么，则涉及有与无的问题。在王清任看来，除了前代中医有形无形的争论外，还有三焦形态论述不统一的情况，这被他一次性抖落了出来，他总结说：“余不论三焦者，无其事也。”
其实，对王的狙击，以人死不能验证作为依据，非常类似于对宗教终极问题的悬置，而诉之以信仰，在当时本是一种没人能拿你有办法的策略，然而唐的辩护策略却是非要为三焦找到物质基础——他认为是“油膜”（膜油、网油、联网、隔膜）。这种辩护方式不但遭到同行的不解，现代医学系统更是认为无稽之谈。当时的著名中医吴锡璜、张锡纯在他们后来的著作中表示了明确的质疑。
其实，问题的核心是，唐用西方医学逻辑实证的结论，去证明一个数术世界观形成的东西，有如逻辑思维之于原始思维，当然会发现，现代形质/功能的研究模式，不兼容于数术世界里面的身体。同样的问题可以延伸到经脉的讨论，经脉的历史形成，今天又有李建民，廖育群等学者的研究，本质的问题，是整个观念、方法系统的异质。
唐宗海既想做中西汇通的尝试，又想努力为中医辩护，而他的努力却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皮国立对此总结说，“例如脑筋的传导方向，不是由各脏腑传向外界，而是从脑出发（运动），或以脑为终点（感觉）。另外，唐对‘脑筋’的粗浅认知，导致他混淆脑筋与‘筋’‘经道’的形质为同一物，应该加以分辨的地方没有加以交代”。
总体来说，唐的辩护是失败的，反映出近代中医面对西方医学重新阐释自身的“科学性”的焦虑。其实后来广为民众接受的“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观念，也是近代中医在承认西医快速疗效的同时，对中医自身合法性的再解释。随着1900年丁福保（1874-1952年，近代藏书家、书目专家。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先后编译出版了近八十种国内外医学书籍，合称《丁氏医学丛书》）翻译、出版西方的解剖学书籍，国人学习、解剖皆用西书，解剖学上的汇通与辩护也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近代中医的命运并非先进取代落后，现代取代传统，中医为了自身生存，一直不断作出辩护。这鲜明体现在上个世纪的“废止中医”案之中。
1929年2月，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中，围绕“废止中医”问题，先后提出四项议案：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陆办法》；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后四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中重要题目说：“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此案通过后，中医界鼎沸，上海中医协会召集全沪医药团体联席会讨论对策，并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到会者计十五行省，一百三十一个团体，共两百六十二人。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提倡中医中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中国医药万岁”。数日之内，反对废止中医案言论遍及全国，这让南京政府颇感意外。在此之后，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多次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且当面向请愿代表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蒋介石亦向代表表态：“中医中药我是绝对支持的，你们放心好了。”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一个简单的提案，何以导致社会如此激烈的全面反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