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中医学有很多流派，因其特色，因其历史，或因其贡献等，赓续于世，创新发展。江苏是孟河；山东是齐鲁；上海叫海派；广东叫岭南；江西叫盱江；黑龙江叫龙江；安徽叫新安……多个以区域为中心的中医医派都有一个响亮的名称。但是，浙江呢？一直没有。
直到2017年7月1日，伴随着我国历史上首部《中医药法》实施，浙江中医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号：浙派中医。7月11日，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主办，绍兴市中医药学会、绍兴市中医院承办的“浙派中医”宣传巡讲活动将首站放在了绍兴。
究竟什么是浙派中医？绍派中医在浙派中医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在这场宣讲活动中，这些疑问都得到了一一解答。
浙派中医十大流派，绍兴至少占了三派
这是三伏天到来的前一天，炎热的天气丝毫挡不住人们的脚步。风景秀丽的柯岩风景区旁的鉴湖大酒店，来自全省各地的200多位浙派中医后来者齐聚在这里。这是“浙派中医”宣传巡讲活动的第一站，也是一场以绍派中医为主题的学术讲座。
“浙派中医，是浙江中医的统一称谓。我们在命名时有四大原则：首先，这个称谓包含了整个浙江地域，它不限定于某个地方；二是包含所有学派，兼容所有学派；三是和其他学派相衔接、相一致，最好可以和其他学科相契合；四是一定要朗朗上口，读起来响亮。”
一位身材清瘦、头发灰白的老者首先登场，他就是范永升。首届全国名中医、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浙江中医药大学曾经的校长，也是这次浙江中医称谓研究工作的主持者。“浙派中医是浙江中医流派的统一称谓，它又具体分成十个流派：医经学派、伤寒学派、永嘉医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钱塘医派、温病学派、绍派伤寒、针灸学派、本草学派。”
那么，在浙派中医里，绍派中医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范永升回答得特别直接，他用了“举足轻重”四个字来形容。“浙派中医的十个流派中，绍兴至少占了三个。其中，地域特色最明显的是绍派伤寒。明代张景岳有一本《景岳全书》，里面就一个《伤寒典》。后来，清代俞根初写了一部《通俗伤寒论》。他们的这些理论，在历史上是有创新的，他们的一些方药，我们到现在临床上一直都在广泛运用。此外，在医经学派、温补学派中，都有绍派中医的功劳。”范永升说，在浙派中医中，绍派中医积淀最深厚，人才辈出，著述鸿富，行业影响最突出。
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孟庆云也深有同感。这位长期从事中医理论与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及教学工作的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虽不曾专题研究过绍派中医，但是他在研究中却总是绕不开绍派中医。
“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阶段，绍派中医作为地域性医派，居然以其创新厚蕴和强大的辐射力，领导当时海内中医药演进。”在孟庆云所作的《领衔清末民初医坛的绍派医家》主题演讲中，这样的例子张口即来。
1908年，何廉臣、裘吉生创办《绍兴医药学报》，后改为月刊，由是发轫了中医药学术期刊；1915年，杭州药业筹办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绍籍医家傅懒园任首任校长；1926年，绍籍医家王慎轩创办苏州妇科医社，后改名为苏州国医学校……
“特别是以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为代表的越医‘铁三角’，引领越医与时俱进。他们结社办刊，著书立说，中西汇讲，义诊施药，倡办医校，开创了越医历史上最为繁荣、活跃的局面，当时的绍兴也成为全国中医药学术活动的中心。”孟庆云说。
越医千年，绍兴中医药创造了无数个传奇
越医千年，源远流长。在“士比鲫鱼多”的绍兴，灿烂得令人炫目的历史文化遮蔽了其医药方面的辉煌。事实上，在这片浸淫着耕读之家传统的土地上，不但盛产文人墨客、高官师爷，也盛产名医良方。
2500多年来，绍兴中医药已经创造了无数个传奇：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处方药，制定了第一部格式化的新医案，诞生了最早期的中西医汇讲沙龙，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绍派伤寒学说……
《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水乡，日照水蒸，潮湿温热，疫病丛生。古时的绍兴被称为南蛮之地，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人人向往的宜居之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越人求医问药的记载。《吴越春秋》卷十记载，越王勾践为鼓舞士气，对士兵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与糜粥，与之同食。”可见当时就有越医活跃的身影。
不过，越医真正自立门户，形成品牌，则始于南宋。南宋建都临安(现杭州)，当时河南汴梁(现开封)被金国占领，一批太医院御医陆续南渡来到临安、绍兴。从此，代代相传，原来的一些宫廷秘录、验方也就慢慢流传到了民间，这从越医名家张景岳、何廉臣、胡宝书等人的许多处方药中可以看出和南宋宫廷的渊源。
“源远流长的越医文化，在中华医药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绍兴涌现出了以张景岳为代表的一大批越医名家。”浙江省名中医、绍兴市中医院的沈钦荣，同时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医文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对越医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他认为，正是张景岳、章虚谷、俞根初、何廉臣等名家以及《景岳全书》《医门棒喝》《通俗伤寒论》为代表的巨著，支撑起了千年越医品牌。
元末明初的越医戴思恭，获得了封建时代从医者的最高“职称”——御医。他有一项特权：遇到天气不好的日子，可以不用“上班”，当时管这叫做“风雨免朝”；见了皇帝，可以不下跪，叫做“朝见免跪拜”。这是那些老资格的文官武将也不敢奢望的特权。当然，这是他用真本事挣来的。比如有一次，皇后得异疾，舌出不能收，戴氏应召敷以消风散，立愈。
还有一个叫傅懋光的绍籍御医，也是明朝的。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少时为生活所迫走上了学医路，后来因多次为皇上治病有功，接连封官晋级，直至“正三品”。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国派遣内医院御医就医药学有关问题质于明太医院，他主持讲学，和朝鲜医官一问一答，对答如流，并留下了答辩纪要《医学疑问》，不仅为朝廷挣足了面子，还创造了中医药中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