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龚芷葳 晔问仁医
人物介绍
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外科学组核心组成员；中医药学会上海肛肠分会委员；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擅长治疗各类复杂性肛瘘、痔疮、藏毛窦、肛裂、肛周皮肤病等肛门部疾患；长期从事结肠息肉内镜下的诊断与治疗；辩证应用中医药治疗慢传输型便秘、炎性肠病、结肠息肉调理等。
空闲的时候，孙建华喜欢听交响乐。
指挥棒一振而下，微颤的琴弦参差奏响，流淌的音乐像在耳边说话。心灵被旋律和节奏撞击之后，便能得到更深的宁静。这份宁静，让他能够客观理性地做出每一个诊疗方案的决定。
1971年，一个悄然到来的机遇，孙建华从事中医的脚步在八方风雨中站定。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上海解放后，1952年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特批成立，知名中医老前辈和名专家们陆续应邀聚集，一时间，门诊部名家荟萃。彼时，恰逢高校停招，老中医们年岁已高，中医医术的传承问题迫在眉睫，上海市政府从全市年轻的毕业生中选拔出240名未来的中医医生，其中180名培养为中医护士，余下的40名对口名中医的医术传承。
孙建华牢牢抓住了这个学习机会。
在上海中医学院，他完成了对医学基础知识的扎实学习，随后进入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跟随各科前辈学习临床课程。
风华正茂的年纪，医学海洋中的每一滴水珠都在熠熠生辉。分入外科后，对于普通年轻人不愿从事的肛肠专业，孙建华欣然接受，拜入著名中医闻茂康老先生门下。
闻茂康老先生是建国后首批上海市名中医，曾任全国中医肛肠学会副会长、上海肛肠学会主任委员，1954年于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创立中医痔科，以精湛的医技与创新的医术悬壶济世，花甲之年仍亲力亲为。“师带徒”式的跟师学习仅寥寥数年，却在孙建华的从医生涯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闻老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作为一名医生，无论从事什么科室，都必须兢兢业业把专业做好。一切以患者为中心，减轻患者的痛苦，是我们医生必须担当的使命。”
有一个病例，孙建华至今记忆犹新。
病人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年富力强，却患有典型的复杂性肛漏，脓血和疼痛令他的生活饱受煎熬。“这场手术非常特别，如果把直肠看作一个360度的整体，闻老把其中的180度全部进行了剥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创伤的手术，实在令人惊叹。”孙建华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术后，经过每日的精心换药治疗，仅过数周，病人竟已恢复了健康，他喜不自胜，仿佛获得了新生。望着患者脸上久违的神采，孙建华被中医的神奇魅力深深震撼。
1976年，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和中医推拿门诊部、南昌路新针门诊部合并成立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1977年，恢复高考后，孙建华毅然考入上海电视大学医学专业，经过四年的学习，他对中医肛肠治疗的感悟愈加深刻。
“中医在肛肠疾病方面的确有其独特的疗效，对于上海的良性肛肠疾病，老百姓都会找我们中医解决，上到中央领导，下到普通百姓，每天病人络绎不绝。中医讲究在整体观下的患处治疗，创面小、损伤小，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疼痛；西医往往会将问题部位全部切除，损伤较大，可能影响肛门的部分功能。因此，中医在肛肠疾病方面已经源远流长，有着历史的结缘和疗效的优势，代代传承。”
以此为基石，孙建华对中医肛肠的价值与地位充满信心。90年代，上海市卫生局提出了一个课题，在对十类病种的评论中，中西医专家不约而同地承认中医的优势在于其中之二：一是中医的“虚症”，即现代医学概念中的亚健康，患者不出现指标的客观改变，却会出现身体上的主观不适，中医将其分为气虚、阴虚、阳虚、血虚，通过调理对患者的主观不适进行改善；二，便是中医的肛肠。“西医手术易引起出血或感染，而中医则强调辩证施治，在肛肠领域基本可谓‘十拿九稳’。所以我认为，中医发展的关键在于把中医的强项继续提升，让同行们都表示认可。”
悠悠五十载，孙建华从未停止这样的践行。在岳阳医院，他以身作则、踔厉奋发，带领中医肛肠逐步走出低谷，走向复兴之路。
痔疮，是肛门处血管的扩张或增生病变，俗话常言“十人九痔”，可见痔疾的发病率之高。这一疾病的形成由人类的发展演变而来，站立姿态时，肛门处于心脏低位，血液回流不畅，加之劳累与不良饮食习惯影响，末梢血管发生过度扩张，一旦引发出血，痔疮便会出现，若不及时治疗，并发症也将随之而来。
对于中医治疗肛肠疾病的历史，孙建华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在《黄帝内经》中，中医肛肠疾病已有明确记载：“因而饱食，经脉横解，肠癖为痔”，它的治疗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从医用材料的角度而言，“在远古社会，人们只知道用芫花浸入植物纤维，捆绑于痔疮之上，利用药物的腐蚀性治疗痔疮。后来，黄道婆使纺织业蓬勃发展，于是便有了用线进行捆扎治疗的记载。化工产业兴起后，改为用橡筋套扎治疗。”
从治疗方法的角度而言，中医肛肠疾病的治疗经历了从枯痔法、结扎法到套扎法的转变。
“枯痔法，就是将腐蚀性药物（如三品）用桑皮纸包起来，敷在痔疮上，让其溃烂以治疗，但这种方法在现在看来是比较残酷的。后来，国家明文规定不允许使用重金属，那么，我们就用结扎的方法，用线缝的方式阻断循环。但这有一个问题，血管坏死后，线会慢慢松掉，肛门每天排便时组织如果产生炎性反应，脱落时就可能引起大出血。”
60年代，闻老先生的大弟子洪才裕先生首创内痔胶圈套扎术。“我们利用乳胶的弹性回缩力，把它做成内径只有一毫米的圈，随后进行扩张，用负压吸引仪吸入痔疮，套扎器将扩张的乳胶圈套到痔疮基地部。数天内胶圈越捆越紧，痔疮最终坏死，并且由于内径只有一毫米，脱落时并不会因血管残端未能封阻而引起大出血。后来，我们又采用注射的方法，注射鱼肝油酸钠使痔疮硬性变性，阻断血液循环，使痔疮萎缩，起到治疗的作用。”
除了手术方法，孙建华更主导完成了在传统中医疗法基础上的多项创新，对此，他不无自豪，“我们把闻老在家中制作的药方带到医院做成制剂，形成经验方，随后制作内敷等适用于临床不同痔疮表现患者的非手术治疗药物，这些药物也都得到了上海市药监局的批号。”
虽然疗法众多，孙建华心中坚持的最佳方案始终是“辩证施治”。
“这是中医的灵魂，”他反复强调，“痔疮分期分为四度，一度二度以出血为主，症状不明显，我认为不需要进行手术，可以通过药物的保守治疗进行控制，为相当一部分病人免去手术的痛苦；三、四度的则必须通过手术进行干预治疗。这样，无论内痔外痔，对于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都有相应的治疗措施，在每个阶段用最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才是最好的方案。”
为了依循这一原则，岳阳医院肛肠科的治疗方案年年更新。针对痔疮，数条诊断标准一一列出，每一项分类对应的首选、次要方案一一明确，每位医生均依据此方案进行治疗，仅在细微处有所差别。同样，中西医的结合力求诊断明确、疗效确切，“西医效果好，就用西医的方法；中医效果好，就用中医的方法；如果中医和西医“1+1”能够大于2，就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总而言之，最好的方案就是选择最有利于病情的方法，达到治疗的效果。”
而最佳治疗效果达成的核心，在于执因索果。
从病因入手，找寻治疗的方法，扼杀疾病的源头。《黄帝内经》曾言“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孙建华喜欢改一个字，“不治已病，防未病”。每年，他都会带着医生们定期前往社区，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做肛肠疾病的科普与健康宣讲，从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个人卫生等方面对其进行预防。“所谓防治，治在后，防在先。将疾病的干预前移，化被动为主动，使身体的消化、吸收、排泄形成一条畅通的链，就能从源头上杜绝痔疮的发展。”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今，岳阳医院肛肠科已然建立十四人的强大梯队，其中硕博士达到九人，成为推动科室发展的中坚力量。舵盘已正，大船正在浩荡东风中扬帆远航。
一心向前的途中，孙建华时常回头远眺。
现在的中医与几千年前已经大不一样。“最早的中医是一种哲学，《黄帝内经》讲述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分出气、血、阴、阳等多个概念，解释自然的现象，对患者归类治疗。西医的药典是从实验室中出来的，中医的药典是李时珍从山上采药、一口一口尝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将从前中医不足的部分进行补充，让中医成为一门精准的科学。”
参照西医前行的脚步，孙建华极其注重中医基础的研究。针对术后创面愈合缓慢的问题，他带领团队开展新型药物材料的研究，启用特定的高分子材料覆盖创面，加速创面愈合；除了传统的疾病，中医肛肠也对功能性病变、炎症性肠病等西医同样感到棘手的疾病进行治疗；通过辩证施治、药物治疗、生物反馈剂测评和干预，中医能够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排便不畅的痛苦……
“科学发展的终极优势，第一在于量化，第二在于可重复，这是无论中西医都必须遵循的规律。”
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斐然。孙建华坦言，如今，中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钻坚研微，对药材的计量力求精确：每一种方法为什么要用这个药？用的药量应是多少？现代实验的数据如何在中医的诊断中发挥作用？患者所属的某一种症状，它的实验室指标到底是怎样？财力、精力大量地投入，几代人都在为此持久不懈地付出努力。
在数家擅长中医肛肠的医院中，岳阳医院的特色正是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勇于探索创新。不久前，在岳阳医院召开的肛肠年会上，孙建华也再次谈及反思与创新。
“50年代我们做枯痔法，60年代我们开始做结扎法、套扎法，70年代我们专注于复杂性肛漏治疗，80年代开始应用结肠内窥镜诊疗技术，90年代我们在总结老一辈经验的基础上将所有的方子固化、申请卫生局的批号，00年以后我们把疾病的技术进行拓展，除了手术，还要有手术以外的技术。每一个学科，发展几年后就必须进行回顾。要反思，要改变，才能看到自己这一路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
将创新的准则贯彻到临床工作之中，教育与科研便至关重要。孙建华常常问自己，怎样才能用更好临床治疗服务患者？他认为，这必须思考两条路，“一是教育，教育把前人的经验进行提升，为未来的人形成典范；二是科研，科研是创新，是把新的方法和技术纳入到学科中来，再应用到临床中去。医教研，以临床为主，教与研不可偏废。必须更注重基础医学领域的研究，否则，医学就将失去它的生命线。”
沿着这条生命线，孙建华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要发展中医，我们中医人是当仁不让的。作为一名中医人，我更加责无旁贷。那么怎样才能把中医发展得更好？——把所有的研究都做到最前沿，自然就是好的。”
踏实行医，勇行创新，孙建华的抱负不止于此。
他不囿于学科框架的阻隔。在中西医结合的探索中，孙建华将众多医学技术融会贯通，在手术中，西医的超声刀也是攻克中医疾病的一大利器，基础科学提供的诊疗设备都有其用武之地。
他不畏惧新生事物的浪潮。1982年在华东医院的进修中，他掌握了电子结肠镜的操作技术，岳阳医院成为了全上海中医人中首家使用电子结肠镜进行诊断治疗的医院，这一方法一直传承至今。
他对发展有着敏锐的感触力。对于手术麻药的使用问题，孙建华将中医传统的针刺麻醉视为一个重要方向。最近数年，经院长牵头，岳阳医院对每位手术患者进行评估，“由针麻医师对特定穴位进行针麻，通过相应穴位的配伍，缓解麻醉后患者的尿潴留与疼痛，总原则在于，避免患者遭受多余的痛苦”。
他有着广博的整体思维。对于溃疡性、克隆恩等炎症性肠病病，岳阳医院有自己的专科进行治疗；对于更常见的息肉病，诊断后将及时进行肠镜下治疗，随后转入结肠息肉专科进行药物干预，形成一条从整体看局部的治疗链。
“我认为，所有人类科学技术的文明成果都要能为我所用。为我所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患者减少痛苦。所有的评估检验技术都是基础的医学工具，在这一点上，不应该分中医和西医。”
至勤至善，至精至微。对于每一位分入肛肠科的学生，孙建华都会送他们一句话：“做医生，不要小聪明，要大智慧。”对患者耐心尽心，对同行和气敬爱，对学生坦率关怀，对医术一丝不苟。
岁月悠悠，大浪淘沙，锐利的锋芒慢慢收敛得温和，内心却依然年轻。行医五十余年，孙建华仍有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要一代一代地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把中医肛肠向更深的方向推进，不仅成为祖国医学的特色，更成为世界医学的特色。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需要载体，中医就是这张具有代表性的名片。小到医学，大到国家，当文化的载体一件一件增多、最终达到顶峰时，中华文明就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这条向顶峰攀登的道路，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中医人蜿蜒前行的脚步，也是中华民族奋起复兴的路途。
口述实录
晔问仁医：在您从医生涯中，是否曾遇到过令您印象深刻的病例？
孙建华：印象深刻的病例太多了。肛门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肛门括约肌，控制着我们排便的功能，一旦损伤，会严重影响排便功能，给患者带来不可接受的生活质量改变。有一个病人在上海扬子木材厂工作，只有20几岁，年富力强，患有典型复杂性肛漏，饱受疾病痛苦。这场手术，如果把直肠看作一个360度的整体，闻老把直肠的180度全部剥离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创伤的手术，觉得很惊讶。术后，经过每天精心换药、治疗，几个星期创口就慢慢就长好了，病人非常开心，觉得自己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生活质量。
晔问仁医：俗话说“十人九痔”。痔,是肛肠外科里一种最常见的疾病，痔疾的发病率相当之高，临床上肛痈、肛漏等肛肠疾病的发病率也逐年升高。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肛肠病的国家，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肛肠病治疗经验，中国传统医学肛肠技术对世界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医在治疗肛肠疾病方面具备哪些特点和优势？
孙建华：痔疮，是肛门处血管的扩张或增生病变，这一疾病的形成由人类的发展演变而来。人类祖先四个脚着地，心脏的位置相对较低，臀部的位置最高，有利于血液向心脏的回流。而人类是高级动物，站立后双手解放，肛门和心脏处于低位，不利于血液回流，再加上劳累和辛辣烟酒等不良饮食习惯，末梢血管发生过度扩张、变薄，排便时就容易引起出血，痔疮就出现了。得了痔疮后，患者就极易感染，人体肠道中含有两万多种细菌，许多都是条件致病菌，黏膜外不治病，一旦进入黏膜内就会突破人体免疫屏障，引起局部大脓肿。
从前做学生时，我并没有自己主动地进行肛肠专业的研究，90年代时，上海市卫生局做了一个课题，举了十个病种，请中西医专家来评论中医在这些病种中的优势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西医认为中医的优势在于两个病种：一是中医的“虚症”，即现代医学概念中的亚健康，患者不出现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却会出现身体上的不适，中医将其分为气虚、阴虚、阳虚、血虚，通过中医调理可以将患者主观的不适进行改变；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中医的肛肠，西医手术易引起感染或出血，而中医强调辩证施治，在这一领域基本可谓“十拿九稳”。所以我认为，中医发展的关键在于把中医的强项继续提升，让同行们都表示认可。
现在，我们中医肛肠的医生不仅治疗传统性疾病，也治疗器官性病变、炎症性肠病等西医同样感到棘手的疾病。我们中医通过辩证施治、药物治疗、生物反馈剂测评和干预，能够改善患者排便不畅的痛苦。与西医相比，中医更关注整体，强调“天人合一”，而不仅仅只解决局部的问题。
晔问仁医：我们医院在肛肠疾病的治疗上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孙建华：岳阳医院的特色在于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例如50年代我们最早进行了结扎疗法，60年代我们在上海以及全国首做胶圈套扎疗法，国际上也将其作为内痔首选治疗法。
80年代，上海中医学院有一个进修电子结肠镜的机会，曙光不要，龙华不要，就给了我们岳阳医院，我们外科高主任便叫我去华东医院进修。于是，我们医院成为了整个上海的中医人中首先用电子结肠镜进行诊断治疗的医院，这个方法一直传承到现在，每一个便血的病人，我们都会做一个电子结肠镜，每年都能发现好几个直肠下部有痔疮、上部有肿瘤的病人，把他们及时转移到外科。对于炎症性、溃疡性、克隆恩性病，我们有自己的专科进行治疗。对于更常见的息肉病，我们诊断后可以及时进行肠镜下治疗，转入结肠息肉专科进行药物干预，改变肠道菌群与酸碱度，避免疾病的复发。这是一种链条式的治疗流程。
国外的医生会对整个治疗链进行干预，甲状腺的医生会做甲状腺B超，会做核磁共振，疾病专业范围内的所有检验与治疗手段都会操作，整体地判断病情，不像中国医生的专业性区别明显。因此，这种从整体看局部的方式对中医的治疗是有好处的。
晔问仁医：目前在技术领域，还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孙建华：中医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但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严峻的问题。比如中草药的质量问题，我曾作为上海市第四批援贵医疗队的成员前往贵州，在那里的山区，我看到了许多我认不出来的中草药，这些草药没能得到利用，我觉得很可惜。那些中草药是原生态、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现在的草药都是人工培养的，因此，中草药的疗效该如何进行提高，这是一个需要进步的过程，中医药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把控好。
晔问仁医：在生活中您是怎样的人？工作之余您会做什么？
孙建华：我们做医生的大多数都比较单纯，生活就是读书、学习、工作，家里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我爱人也是做医务工作的，那时候还在用BB机，科室里有什么事情主任就传呼我，我再赶过去，所以我的家人对我都是蛮理解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她每天自行车上下学，下雨天送她去老师家辅导时，我穿着雨衣淋在雨里。她看着我的背影越来越远，写了一篇作文《父亲的背影》，在他们学校的文章中被编印成册了。我平时的主要精力都在科室里，只能利用周六的有限时间陪陪她，看了这篇文章，我也很感动。确实，做我们这一行，想要照顾到家里、面面俱到是非常困难的，家人的理解和帮助非常重要。
平时我非常喜欢音乐，喜欢听纯音乐，尤其喜欢由中国民乐改编而成的交响乐。讲到音乐我特来劲！那时我在岳阳路时，改革开放还没开始，生活条件比较差，我们几个学医的同学自己做音响、前级调音台、功放、喇叭箱，还拿到医院里在联欢会上放音乐。每次到了国外，我第一时间就会去那里的唱片店买SACD（最高音质的唱片）。我觉得，音乐就像两个人在对话，它的旋律、节奏、配器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撞击，得到一种宁静。宁静之后，思考得出的方案和结论也会更加客观理性。
晔问仁医：如果重新选择，您是否还会选择成为一名肛肠科的医生呢？
孙建华：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计划经济下成长的，那时候有句话叫“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祖国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任何工作都乐意去做。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做医生是很好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解除患者的病痛，这样的快乐是只有医生才能够享受的。
采访/晔问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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