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也为食品安全烦恼
所谓的“发达国家”从来就不乏食品安全事故。日本1955年发生了“毒奶粉”事件，奶粉里含有砒霜，130个婴儿中毒身亡，幸存的13400余名受害者不得不终生与后遗症为伴。美国也曾经历过香肠里有死老鼠肉以及DDT农药大面积污染的时代，而发生在2006年的“毒菠菜”事件又证明了食品安全事故防不胜防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张旭
2010年11月30日，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据此《法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将拥有更多权力，比如强制召回有安全问题的食品、增加对高风险厂商的检查、要求食品生产者解释产品的潜在危害等。奥巴马总统在当天发表评论说：“《法案》的通过，使我们向利用新工具保护国家食品供应和消费者安全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对美国而言，之所以要迈出这一步，主要是因为这个科技领先、法规完备且其公民被认为具有较强职业自律感的“发达国家”正在为食品安全问题所困扰——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显示，近来美国每年约有5000人死于由食品引发的疾病。而事实上，所谓的“发达国家”从来就不乏食品安全事故，虽然在那些国家的新闻里，类似三氯氰胺奶粉或用荧光粉漂白蘑菇的故事并不多见。
日本也有“毒奶粉”如今不多见，并不意味着利欲熏心的食品制造商不曾存在。
其实在FDA成立之前，美国的食品生产违法行为不仅普遍，而且令人毛骨悚然，制肉业黑幕便是其中一例。1906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了纪实小说《丛林》(The Jungle)。根据此书描述，美国肉联厂的绞肉机几乎与垃圾桶无异——除了产品名称所示的那种动物，曾经进入绞肉机，继而被制成各种“香肠”、“火腿”和“罐头”的东西还包括洗手的水、染料、死老鼠甚至操作机器时没有站稳的工人。
《丛林》面世后，美国的肉制品销量大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则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国会于当年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和《肉类检查法》(The Meat Inspection Act)；11位化学、食品专家还受命组建起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1930年，这个机构在改组后取名“FDA”。
相关机制的建立使美国的食品生产有法可依。不过，并非所有国家的食品生产商都愿意依法办事，比如日本，虽然早在1947年就制定了《食品卫生法》，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1955年的奶粉中毒事件。
当年6月，日本西部地区的一些婴儿出现腹泻、呕吐、腹部肿胀、皮肤变黑等症状。冈山大学医院在接诊过程中发现，所有患儿此前均曾食用森永乳业公司的“MF”奶粉，而这种奶粉全部产自该公司设在德岛的工厂。
经检验，森永乳业公司的“MF”奶粉中含有砷，即“砒霜”。厚生省随即要求所有商店停止出售“MF”奶粉，并下令关闭了森永的德岛工厂。
由于森永是当时日本最大的乳制品企业，且在婴儿奶粉市场中占有高达60%的份额，故消息传出后，关西地区所有医院的儿科立即人满为患。面对成千上万个愤怒的家庭，森永公司不得不就砒霜进入奶粉的原因以及病儿是否会有后遗症等问题做出解释。
有研究者认为砒霜奶粉的出现，是食品大规模生产技术与唯利是图的生产者共同造成的恶果。奶粉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极易变酸腐败，所以生产者通常会在产品中添加具有保鲜作用的稳定剂磷酸二钠。森永公司本应使用日本药品管理部门指定的添加剂，但德岛工厂奶粉中的磷酸二纳却是含有砷杂质的工业废弃材料，而其收购价格仅为食用级产品的三分之一。后来调查得知，自1955年4月至7月，德岛工厂在奶粉中加入的含砷稳定剂竟有380公斤之多。
虽然承认了上述违法行为，但对存在后遗症的可能性，森永公司却一口否定。然而几年后，当初被“治愈”的孩子中，很多人表现出智力落后、视力障碍、精神错乱、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问题。1969年，大阪大学医学系教授丸山博(Maruyama Hiroshi)发表了长达93页的调查报告《第14年的访问》，详细说明了众多患者正饱受后遗症戕害的事实，砷奶粉事件以森永产品遭严重抵制的形式再次受到公众关注。
1973年，德岛地方法院重新审理了砷奶粉案，德岛工厂制造课长被判处五年徒刑，森永公司亦承诺将对受害者进行“恒久救济”赔偿。只是对于事发当年就中毒身亡的130个婴儿来说，这样的赔偿已毫无意义，而幸存的13400余名受害者则不得不终生与后遗症为伴。
美国“毒菠菜”事件很难说人造的有毒食品是否在所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都必然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在法规行之有效、从业者极具良知的国家，食品安全也总意味着“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可能与科技发展程度、人类认知水平，甚至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颇有关联。
比如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时常指代口蹄疫(FMD)或疯牛病(BSE)。虽然口蹄疫早在1514年就已在意大利出现，而疯牛病自1985年首次在英国暴发以来也有20余年，但如今，当这些问题不期而至时，人们惯用的办法是对患病动物进行集体屠杀，而非治疗。还算万幸，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使人们懂得应彻底销毁受污染的食品，然而有限的科技水平却无法保证那些作为食品的动物免受疾病污染。
不幸的是，有些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DDT的故事便是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学名为“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的药剂早在1874年就已被一位德国化学家合成。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首次发现DDT能够有效毒杀节肢类动物。此后，DDT作为一种杀虫剂开始被各国广泛使用，农民因DDT获得了丰收，穆勒则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农药对食品安全的威胁，直到1962年。那一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其名著《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揭示，如果用有7～8/百万DDT残余的干草喂养一头奶牛，那么以其所产牛奶为原料的奶油里就会含有65/百万DDT；如果一个人不止一次地食用这种奶油，再如果这个人恰好是个正在哺乳期的妇女，那么孩子体内的DDT储量无疑将是个吓人的数字。医学研究表明，DDT有极强的致癌作用，且对人的肝脏损害巨大；而卡逊发现，在1960年代初，美国很难找到未受DDT污染的草料。
至少应部分归功于卡逊的研究成果，1972年，美国对DDT农药下了禁用令；至1980年代初，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认识到DDT的危害，并将其从农药名单中剔除。
更令人沮丧的是那些防不胜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