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中国医疗行业出了很多具备历史意义的转折性事件，比如“全面清理医院科室外包”、“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等等。这些行业内的改变和转折究竟是好是坏，是缓解了“看病难”还是降低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面对产业变化又该何去何从？针对这些问题，39健康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
对待医院科室外包不能“一刀切”
魏则西事件之后，公立医院科室外包成众矢之的，人人欲除之而后快。5月4日，国家卫计委明确表态，对于出租科室的公立医疗机构，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彻底清理和检查，并立即停止合作。显然，卫计委此举一来是由于医院科室外包领域确实乱象丛生，二来也是为了平息舆论。然而，对于“全面清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刘国恩并不认同。
“今年中国出了几起公立医院科室外包的问题，为了应对当下出现的问题，政府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这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资金、人员比较有限的时候，医院通过科室外包与社会力量结合，或者和其他医药服务机构结合，反倒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品质。”
刘国恩强调，医院科室外包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要因为我们在科室外包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全面否定科室外包这个现象本身。“我认为，简单地让某个问题不再出现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选项，反而应该就此不断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克服其弊端，发扬其利端，这才应该是对待像科室外包这种新生事物的一种更积极的态度。”
事实上，国内医院科室外包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特定历史原因的。对于医院而言，一个尴尬又现实的问题是，当资源配置有限时，如果给每个科室都分配人力物力，便无法集中资源发展该院的强势科室。此时，科室外包便成为“求发展”的选项之一。
“从长远来看，医院科室外包有利于促进医疗服务体系进行更好的分工，是能够“见光”的一件事，而不会永远上不了台面，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然，这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作出更详细的相关规定，同时跟进管理措施，而不是像倒洗脚水一样，孩子和洗脚水一起倒出去了。”刘国恩补充道。
“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之后 供给侧改革也要跟上
今年5月以来，北京多家医院陆续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以响应北京市医管局年初制定的“2016年重点工作安排”——在2016年年底前，取消22家市属三级医院现场挂号，全部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就诊模式。按照官方说法，此举旨在解决患者普遍反映的窗口挂号排队长、缴费排队长、患者持卡过多等问题。
对此，刘国恩认为，首先要给预约挂号这项措施点赞，但点赞之外也要认识到，这并不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关键的是，供给侧改革要跟上。
刘国恩解释，“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方”作要求，但如果供给侧改革不跟进，只简单要求需方现场不挂号，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即使措施出台后有影响，那也是极其有限且短暂的，人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抵消其效果。
在中国，“看病难”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去大医院看病非常拥堵。然而，最拥堵的地方往往不是住院部，而是门诊部。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为76亿人次，入院人数为20441万人。其中，医院门诊量29.7亿人次，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量17.1亿人次，去医院看门诊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去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人数。
按照刘国恩的说法，这表示我们看病就医人群的流向出现了问题。根据《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我国医院门诊病人的疾病构成以全科疾病和内科慢性病为主。刘国恩指出，这些疾病的诊疗和监测任务大可不必由大医院来承担，像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医院门诊中最常见的问题，应该放在社区内解决。
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老百姓生活的社区周边并没有能够提供满足老百姓就医需求的全科医疗服务的大夫或诊所。刘国恩进一步解释，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确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但是由于体制原因，无论是从服务质量、资源配置还是医生医技水平来看，都无法满足老百姓的就医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百姓是不得不去到大医院参与拥堵的就诊活动。
“必须进行供给侧的改革，让供给侧的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生资源能够下沉到居民社区，让这些优质的全科医生能够在社区开办他们自己的独立诊所。这样一来，供给侧就强大了，那么老百姓选择到家门口看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刘国恩说。
社会办医应该看准社区基层医疗市场
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民营医院发展迅速。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截止2015年底，我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了1.45万家，超过公立医院，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2.7%，比2010年增加了106%。然而，与日渐增长的体量不相称的是，民营医院的诊疗人次和住院人数仅占全国医院总服务量的一成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