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1990年夏夜，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读完文章《人民呼唤焦裕禄》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如潮，随即挥毫写下了这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简单、朴实的言语，给予了焦裕禄高度的赞誉。
“焦裕禄”，作为兰考县的好书记为人们所熟知。一位普通但不平凡的人民公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亲民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为全国人民世代传颂。“焦裕禄”，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优秀县委书记的代名词。
然而，“一个英雄人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前，有着不同角色与担当的焦裕禄，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近日，微电影《焦裕禄在洛矿》在京首映，中国青年网记者对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进行了专访，探悉担任县委书记前的焦裕禄，了解他短暂但光辉的一生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个年轻人，有使不完的劲儿”
“父亲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1953年6月，他来到洛阳工作，先后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厂(现中信重工)筹建处秘书组副组长、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长等职，直到1962年6月调离。”回顾焦裕禄的生平，焦守云告诉记者，从1946年参加工作到1964年因病去世，父亲为党和人民工作的18年中，有9年是在洛阳度过的。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兰考，缅怀焦裕禄精神。“当我向总书记汇报，为了拍摄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我和剧组的同志们又一起走了一遍父亲走过的路时，他连问了两遍，‘那你们去洛矿了吗？’”焦守云说，“可见，在总书记的心中，洛矿对于父亲的一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用习主席的话说，即‘焦裕禄精神形成在洛矿，弘扬在兰考。’”
“快给我分配活儿吧！我的身子骨可硬实了，经得起摔打！”1953年，初到洛矿的焦裕禄斗志昂扬。一办完报到手续，他便迫不及待地找活儿干。时隔多年，厂里的老人们回想起初来乍到的焦裕禄，记忆依旧清晰，“这个年轻人身上，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
在洛矿的日子，焦裕禄白天奔波在工地最艰苦的地方，抢着干脏活儿、重活儿，晚上带头睡在露天野地，把有限的工棚让给了工友；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他连续工作50多天没有回家，饿了就是一个馒头一碗水，累了就在车间的长板凳上躺一会儿；他带领工友用3个月时间试制成功的2.5米双筒提升机，填补了当时我国矿山机械制造领域的一项空白；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焦裕禄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用线绳缠住腰和胸部以减轻病痛；即使在医院治疗期间，还通过各种方式关心指导生产……
1958年，试制2.5米双筒提升机的任务落在一金工车间。“父亲当时是车间主任，在他看来，他们要生产的，不仅是新中国第一台先进的提升机，更是亿万中国人的勇气和志气。”焦守云说，“接到任务后，父亲便日夜坚守在车间，吃住都在厂里，连续50多天没回家。晚上累了，就在长条板凳上一趟，盖上棉衣眯一觉。”
“他在长板凳上睡了五十多天，你知道为什么吗？”焦守云对记者补充道，“睡长板凳不能翻身，这样他可以保持一定的警觉。他怕自己真正睡着了，听不见机器异样的响声。只要机器声响不对劲，他就马上起来。”在焦守云眼里，父亲不仅吃苦耐劳，而且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不迷信苏联专家，用灵活实际的土办法解决了整铸齿轮、烘装大齿轮等问题，最终完成了任务，结束了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焦科长，你是铁做的吗？”
“老焦啊，这次住院，党委对你有三个要求：第一是安心治疗；第二是安心治疗；第三还是安心治疗。”1960年，焦裕禄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备受肝病折磨的他，迟迟不肯住院。洛矿厂长纪登奎不得不以“命令”的口吻再三叮嘱焦裕禄，劝他接受治疗。“好吧，我就趁这次住院治疗的机会，把我这台机器来一次全面彻底的检修，准备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焦裕禄最终妥协。
住院后，医生为焦裕禄做了第一次全面检查。焦裕禄解开衣服，露出了缠在腰间和胸部如筷子一般粗的线绳。医生指着线绳，问焦裕禄：“这是怎么回事？”焦裕禄笑着回答，“我经常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像油滚了一样咯噔咯噔地跳，就用绳子勒起来，然后就感觉好受一些。这也算是我发明的一种器械疗法吧！”
医生沉默了，他知道，这是肝病恶化的前兆。望着焦裕禄爽朗乐观的面容，医生沉默良久后问了一句话：“焦科长，你是铁做的吗？”
由于医院离洛矿不远，焦裕禄每天都抽出时间，走出病房，站在医院的院子里，凝神静听从远处厂区里传来的锻锤声、风枪声。有一天，焦裕禄在院子里听了一会儿，脸色陡变，“不对！今天怎么没有锻锤的声音？”焦裕禄急忙跑进医院办公室，抓起电话打到厂里。接电话的是调度科主持工作的老刘。
“老刘，厂里出什么事啦？”“焦科长，请放心，一切正常！”老刘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因为厂党委有指示，在焦裕禄住院治疗期间，不准用工作问题打扰他。“不要骗我，是不是5吨锻锤出了问题？”焦裕禄这一问，把老刘吓了一跳，“谁的嘴这么快，问题刚一发生，就通风报信去了。”放心不下的焦裕禄在电话里详细交代完处理办法，才重新回病房休息。
“一辈子要堂堂正正做人”
“父亲离开洛矿时我刚好9岁，算起来，我是在洛矿长大的孩子。”焦守云回忆，“那些年，虽然我年纪小，但父亲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一有时间就带我们到工厂外面的空地上种菜，让我们参加劳动，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他还让我们帮着大人打扫走廊，给炉子清灰。他很看重对我们品行的培养，常教育我们要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
“有一次，习近平主席来兰考时，看望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还一一道出了我们的名字和故事。”焦守云举例，当时习主席指着老大焦国庆说，“你就是当年那个‘看白戏’的孩子吧？你看了一场‘白戏’，你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1962年6月，河南省委组织部通知洛矿党委，调焦裕禄到尉氏县任县委副书记，支援农业第一线。第二天一早，焦裕禄便收拾好行囊，迈着坚定的脚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了9年多的洛矿，走向新的人生旅程。而后，组织再次找焦裕禄谈话，希望他到兰考任职。“找父亲谈话的时候，组织还告诉他，原定的干部不愿去。父亲二话没说，一口答应。”焦守云哽咽地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父亲的肝病已越来越严重，没有人知道，此时，他的生命仅仅剩下一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