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爸爸——任弼时，把整个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了人们的革命事业。凡是和爸爸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就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爸爸平日总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得了重病也不肯休息。因为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加之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生活，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不考虑自己。一九四七年，蒋介石调了大批军队重点进犯延安，当时我们的党政军民都做了战略转移，环境十分艰苦。这时爸爸的血压上升，健康状况不好。他担心毛主席知道他的病情会要他休息，交代医生不要反映他的健康情况，他不顾疾病缠身，坚持和周副主席一道，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北京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爸爸在会前带病做筹备工作，对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和文件，都亲自审批、修改，开会时出席大会做政治报告。报告做了一半，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好让别的同志代替他读，并坚持开完了大会。
一九五〇年，爸爸从莫斯科治病归来，病没有痊愈，血压还很高，他不肯休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医生嘱咐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越过四小时，但他常常要延长工作时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工作更加紧张，爸爸就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时，他的病也加重了，有时头痛得厉害，便叫我们姊妹帮他擦点清凉油、掐掐头皮，又继续看文件，思考问题，就在逝世的头天晚上，还在看朝鲜地图。爸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工作精神，深深地教育着我们。
爸爸为别人想得多，为革命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总怕麻烦人。进城以后，我们住在景山东街，房子比较狭小，紧挨着马路，爸爸的办公室离马路才两三米，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嘈杂声音很大。组织上为了照顾爸爸的工作和休息，要给我们搬家。爸爸了解到为了我们家搬迁，要把一个机关迁走。他说：“搬家要用很多的钱，而且还要另一个机关让出来，一个人怎么好去影响一个机关呢。”为了避免给那个机关带来麻烦，坚持不让搬家。后来组织上准备把我们住的房子修缮粉刷一下，他说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免得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加麻烦。就这样，我们在景山东街一直住到爸爸逝世。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进城以后，爸爸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怕用钱多。在生活上从来不准为他搞特殊，每月都要问妈妈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
爸爸还经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资财，节省开支，勤俭持家。我们到北京不久，有一天，妈妈叫我们把一些旧衣服找来做鞋底，我们就把还是在解放区时发的破衣服从包袱里翻了出来。爸爸看我们在翻包袱，走过来一件一件地仔细翻看我们挑出来的衣服，并且从里面挑出两件破得还不太厉害的对我们说：“这还可以补一补再穿，进城了，我们还要注意节俭呀！”
在西柏坡的时候，有一天傅钟伯伯找爸爸汇报工作以后，爸爸留他在机关小食堂吃饭。其实小食堂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菜，只不过除了几个小菜之外，还另外加了一盘豆腐。当时开这样的伙食就要算是对领导同志的照顾了。傅伯伯看见我们在身边，就要我们同去小食堂吃饭，爸爸不允许自己的小孩去享受首长待遇，硬要我们回家去吃饭。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