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岁末，在应对传染病挑战领域，频频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１１月２４日以来，西非３国未报告任何埃博拉新增病例，意味着肆虐西非国家两年之久的埃博拉疫情几近终结；１２月２３日韩国政府宣布，中东呼吸综合征这场困扰了韩国７个月的罕见传染病疫情正式结束。
上述两项疫情因规模大、传播广、影响人数多而较为人知。事实上，过去一年全球范围内出现过的疫情远不止这两种：由蚊虫传播的登革热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寨卡病毒引发的罕见传染病寨卡热肆虐拉美；此外，人感染禽流感病毒、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脑膜炎等传染病也时有出现。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加强，人类应对传染病传播的能力不断提高，然而，病毒变异的加快及人际交往的频繁又为传染病防治带来新的挑战，人类应对传染病的战役是没有穷期的。
世界疫情仍频繁
过去一年，多种多样的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和传播。
中东呼吸综合征，发源于中东地区，被认为最有可能由骆驼身上的病毒引发。然而伴随着频繁的全球商旅贸易往来，位于东亚的韩国未能幸免，成为疫情的“重灾区”。这也正反应了当今时代传染病的传播、流行规律。
自今年５月２０日报告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以来，韩国共发现１８６名患者，其中３８人死亡，近１．７万人被隔离，并一度引起周边国家不安。所幸，如今这场疫情终于结束，让韩国不用再戴着“疫区”帽子进入２０１６年。
该疫情虽在韩国结束，但在其发源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依旧肆虐。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２０１２年首次发现该病以来，中东呼吸综合征已造成１６００多人患病，其中５８４人死亡，共有２６个国家发现该病疫情。
在西非３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下，肆虐西非两年之久，引发超过２．８万个病例，吞噬１．１３万个生命后，“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于岁末几近终结，但零星患者还可能出现。
在拉美、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的台湾地区，蚊虫传播的登革热随着气候变暖而越发猖獗。在巴西，１月至９月间就发现约１４３万名登革热患者，其中７０９人不治身亡。
由寨卡病毒引发的罕见传染病寨卡热肆虐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拉美９国。在巴西，这种传染病造成１７６１例新生儿小头症疑似病例，其中１９人死亡。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时有出现，其中甲型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惹麻烦”较多。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２０１５年冬季至２０１６年春季，人感染禽流感的疫情有可能恶化。
几乎已绝迹的脊髓灰质炎在乌克兰、老挝等地再度出现，而这次出现的是“疫苗衍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是用作疫苗的减毒活病毒发生变异后成为具有感染力的毒株。
原本存在于非洲和印度洋地区的热带病“基孔肯雅热”突然在西班牙出现；在尼日尔，大规模暴发的脑膜炎疫情导致百余人死亡；霍乱、伤寒、麻疹等疫情分别在伊拉克、坦桑尼亚、刚果、乌干达等国出现；在西非地区，除埃博拉外还出现了拉沙病毒引起的拉沙热……
２０１５年的疫情并非最为严重，但“旧病”未去，“新病”已来，由病毒、病菌或寄生虫等不同病原体引发的各种传染病，依旧在困扰着人类。
大疫之后应深思
在医学和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为何不同种类的传染病还能在世界各地肆虐？背后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首先，贫穷落后、医疗基础设施薄弱，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成为传染病的最大受害者。在一些发生动荡和战乱的国家，医疗设施被破坏，常见传染病都可能发展成严重疫情。
以此次埃博拉疫情为例，西非疫区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多年动荡留下满目疮痍。疫情暴发前，这３国每１０万人口中仅有１至２名医生。薄弱的医疗卫生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更无力应对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暴发。
其次，在当今世界，先进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医药巨头手中，而发展中国家因其“市场利润不高”，当地的一些传染病疫情很难引起医药巨头的“兴趣”，由此导致缺乏针对当地疫情的有效疫苗和药物。
同样以埃博拉为例，这种病毒近４０年前就已被发现，时至今日依旧缺乏有效疫苗和药物。只有当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出现患者后，相关研究才受到重视。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指出，现有疫苗及药物研发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制药企业唯有盈利才会增加研发投入，但这种模式在应对埃博拉等罕见病毒和疾病时失效了。
此外，一些地区存在特殊风俗和社会文化，医疗卫生知识普及不够，也助长了传染病疫情的转播。
比如在埃博拉疫情中，西非一些地区的丧葬风俗使死者身上的病毒更容易传播到亲人、朋友身上；中东呼吸综合征在中东地区的快速传播，与当地人和骆驼“亲密接触”、饮骆驼奶等风俗密不可分；当这一疾病传播到韩国后，韩国社会的“探视文化”助长了病毒在医疗机构内的传播。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新旧传染病疫情，多少也暴露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南北发展悬殊、贫富差距加大、科学知识普及不够、国际合作不足，等等。而人类要战胜各种病原体，首先应治疗自身的“社会病”。
中国智慧有价值
在２０１５年，与传染病有关的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一年的１０月５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引发的传染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屠呦呦因研发青蒿素而获得诺奖，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等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
１２月９日，世卫组织发布报告说，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年全球已经有５７个国家实现了疟疾新发病例降低至少７５％，相关预防和治疗手段避免了６００多万个死亡病例，“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在过去十年间得到广泛使用，对影响人的最流行也是最致命的病原体——恶性疟原虫极为有效”。
在疟疾这一恶性传染病的防治中，中医药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后发挥了神奇的功效。青蒿素受赞誉、屠呦呦受表彰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可为世界，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防治做出更大贡献。正如屠呦呦本人所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而另一个启示则是，青蒿素随着中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医疗援助、合作项目而深入疫情地区，从而对防治疟疾发挥了最大功效。要应对传染病的挑战，南北之间、南南之间多层面的国际合作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