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期间，周恩来没有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减少一点工作量
如前文所述，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医院。中央决定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1975年初，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在场的余秋里说：“我听到这里，再看看总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里非常难过，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康复。”（《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但是，病床上的周恩来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休息，没有做到专心治病。吴阶平说：“本来治病是很不容易的，放下了工作算是住院了。他好像在那里治病，可是他脑子根本就没离开过工作，一会一个问题，都是工作。”（宋家玲等编《伟人周恩来》，第204页。）卫士高振普则回忆：“周总理没有因为他的病而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因为他的病减少一点工作量。”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587天，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最长时间达4小时20分；公开会见外宾65次（含港澳人士3次），每次时间大都是1小时左右，最短的1次15分钟；开会32次，去医院外看人5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参见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高振普的这个统计数字可以说明，周恩来是在拼命地争取时间为党工作。
在医院里，周恩来会见最多的是外宾，包括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夫妇、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夫妇、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夫妇、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夫妇、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夫妇、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等。谈话内容很广泛，氛围很温馨。比如，在会见马科斯总统时，周恩来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引者注）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10页。）马科斯在这次访华中，同周恩来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建立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身体很虚弱，但同外宾谈起话来精神矍铄，他握手时，眼睛总是亲切地看着对方。池田大作后来回忆：“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注视着我。我看他的目光非常严峻，但又非常柔和，非常难以形容的一种非常感人的目光。”（《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周恩来的这些外事活动，促进了同各国关系的发展，努力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
在病床上，周恩来仍然关心着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比如：他曾经为甘肃定西和庆阳地区遭受旱灾造成老百姓缺粮少衣而洒泪自疚，批示：必须立即解决（参见笔者访问原国务院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吴庆彤谈话记录，2010年。） ；他看到山西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的群众来信后，立即指示：“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他听到辽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批示国务院发出通报，表扬作出地震预报的有关单位，并提议派代表团到灾区去，慰问受灾群众，鼓励他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请前往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华国锋带去对西藏人民的问候，并带去“养蜂促农”的科教片，希望当地干部重视发展经济，搞好群众生活。这些事看上去是平凡小事，但折射出周恩来的百姓情怀，验证了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相连。”也如著名作家冰心所言：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所以他得到的爱也最多。
在病床上，周恩来还关心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尚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老干部及民主人士等，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比如，他关心为贺龙恢复名誉的事情，亲自修改审定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指示公安部门对林彪等人用作贺龙“通敌”“证据”的材料进行技术鉴定，证明确系伪造，蓄意陷害。（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75页。）他还抱病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1974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起义将领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参加国庆招待会，并告：“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即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引者注）出席有此必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7页。）这些作法，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周恩来住院期间，“四人帮”以“评法批儒”“反经验主义”运动等手段，对他进行攻击和污蔑。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中一场斗争是围绕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展开的，斗争很激烈。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将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为达目的，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到周恩来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79页。）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在1974年8月进行大手术后因为连续工作很不好。医疗组在10月将周恩来术后情况向上级报告，提出：“恩来同志第二次手术后，于八月十六日开始会客，十月六日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有时也较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半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81页。）叶剑英等非常担心周恩来的身体吃不消，但当时的情况又急需周恩来亲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及人事安排，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不顾病痛折磨，根据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两个方案，后又增加了一个方案。他要和王洪文一起带着这三个方案，飞长沙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行前，周恩来便中又出现潜血，医务人员认为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却对他们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7页。）从长沙返回北京后，周恩来没有静下心养病，而是抓紧时间召集各种会议，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做准备。高振普回忆：从长沙回来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忙于召集会议。这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开会，有时在医院，有时去大会堂，有时去京西宾馆。开会回来，就在病房里修改报告，批阅文件。有时在灯下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时候，身边工作人员“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给他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第220页。）随后，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统一党内思想，为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