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16-01-31糖小晚时拾史事
平定诸葛诞之叛后，司马昭踌躇满志，然而高贵乡公曹髦（mao）却不是一个甘心充当傀儡的人。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曹髦召集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等人发动政变，被司马氏所杀，司马昭以常道乡公曹奂为帝。这次弑君事件让朝中大臣分为两派，司马昭行事也更加谨慎起来——虽然六月曹奂即位后，先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增十郡，加九锡如初，群从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司马昭“固让，乃止”；第二年八月，授相国印绶，致茅土九锡，“固辞”；景元四春二月，“天子复命帝如前，又固让”。司马昭的屡次辞让，可以看出朝中局势并不很稳，他需要更多的功勋来支撑自己的帝业。钟会伐蜀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提出了伐蜀，以为“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这其实也是后来西晋的统一路线。然而出乎司马昭意料的是，当时朝中几乎一片反对之声，征西将军邓艾更是坚决反对，“屡陈异议”。邓艾曾与蜀将姜维多次交锋，因此对蜀中军事力量有相当认识，他上疏陈谏，应该是很有道理的。更何况曹魏与蜀汉对峙由来已久，虽然曹魏国力较蜀汉强，但蜀汉凭借天险，又以汉室正统自居，曹魏先后有曹真、曹爽、司马懿出兵讨伐，但始终都未能占到便宜，因此曹魏本身对伐蜀一事，是不太热衷的。然而这一次伐蜀，究司马昭本意，并非真想先吞蜀后并吴，从伐蜀初战告捷时，司马昭立刻接受了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平定蜀国后，受晋王封号，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立法度，建五等爵制均可看出，这次战役，其实是司马昭为自己登基做铺垫。因此无论群臣如何反对，此行势在必得。
在这一片反对声潮中，“惟会亦以为蜀可取”，钟会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司马昭这边，司马昭舍他其谁。史书上记载，对钟会的任命，大臣们更是不认同，西曹属（官职）邵悌认为钟会单身无子，若以重兵与之，恐怕会有后患；钟会的哥哥钟毓也认为自己的弟弟虽有才干，但野心勃勃，若让其伐蜀，将来不可复制等等，这一系列的“钟会必反”言论，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已有阐述，史料详尽，逻辑严密，主要论证了这几点：第一，司马昭并没有料到钟会后来的反叛，群臣的意见有很多只是对钟会为人的不满，并非对其后来反叛的预知；《晋书，荀勖传》中所记载的“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应当才是实情。第二，司马昭伐蜀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朝中不敢直接反对，只好质疑坚定支持伐蜀的主帅钟会了。即便在出行前，朝中仍有反对之人——“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司马昭杀之以为戒。
邓艾之死
无论朝中舆论如何，在钟会的支持下，司马昭认为“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以其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出兵，又命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为援，大举伐蜀。而对于屡次表示反对的征西将军邓艾，纵然久在关陇，对蜀汉情形十分熟悉，统帅的仅仅是一支偏师，且司马昭“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不得不采取派遣主簿出任其司马的方式来加强对他的控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邓艾一开始的坚决反对，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邓艾是一个不稳定因素，钟会却也渐渐失去了控制。行军途中，牙门将许仪在前开道，钟会紧随其后，因为马蹄陷入泥中而迁怒许仪，命人斩之。许仪是曹魏壮侯许褚的儿子，有功王室，钟会却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非人为的过失将其斩首，“诸军闻之，莫不震竦”。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剖析钟会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压力其实非常巨大——这是一次不能输的战役，而他身后的支援者，只有那个只许他成功不许他失败，寄予了他以厚望的司马昭，因此钟会的情绪应该是非常压抑狂躁的，稍微一点小事，就能触发他敏感的神经，许仪之被杀，正是这种体现。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钟会这样敏感的情形下，他所要求的邓艾进攻甘松、沓中，诸葛绪占据武街、桥头，以切断姜维退路逼其至汉中的打算，因为诸葛绪晚到了一天，导致姜维退据剑阁，失去了意义。钟会恼恨非常，秘密向朝廷告了诸葛绪一状，认为他畏懦不进，延误军机，朝廷将诸葛绪收捕，槛车徵还。史书上说钟会“欲专军势”，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从军事任命上来说，钟会原本就是军务统帅，并不需要刻意去除一个诸葛绪。更有可能的，还是因为钟会的神经十分敏感，唯恐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导致这场战争的失败；此外，他也无法接受任何一个人越过他，成为这场战役的胜利者——他是司马昭从始自终的支持者，所以最后的胜利，应该，也只能由他得到。所以当邓艾抢先一步，击杀诸葛瞻，进逼成都，刘禅“舆榇自缚，诣军垒门”，率众投降时，钟会内心之不忿，可想而知。而此时的邓艾犹自不觉，不仅妄加安排，更在绵竹将敌人的尸首堆成京观以彰战功，向众人夸耀说，你们幸亏遇上我才有今天，否则早就被杀掉了；而姜维也不过只是一时豪雄，遇上我哪里有不穷途末路的道理呢？对邓艾的夸矜，“有识者笑之”。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二月，司马昭表彰了钟会、邓艾等人的功勋，“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此时的邓艾更加志得意满，认为曹魏应当趁这次伐蜀的胜利准备平吴一事，并将刘禅留在蜀地，以其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并将董卓从前的宅邸作为他的宫舍。从邓艾的上疏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终就没有认识到，这一次伐蜀的意义究竟何在，并且在将居外而手握兵权的情况下，还要求司马昭留下刘禅，让司马昭作何感想？不过，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司马昭最初采取了安抚政策，“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但这其实已经是委婉的警告了。然而邓艾非但不听，还说出了“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其政治觉悟之低，实属罕见，得到一个槛车徵还的结局，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邓艾的部下打算将他接回，然而终不可得，最后邓艾被监军卫瓘命人在绵竹西斩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