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的三次改订，可能的确提升了翻译质量，力争达到严复本人所倡导的“信达雅”的因素在里边。但这三次改订的文本细节，又能够让人明确感受到，译著者本人的微妙心态与心理变化，并非一如标签化的“天演学家”那般义正词严、不可动摇。
严复（1854—1921）译著《天演论》，成书于戊戌变法之际；1898年当年就有过两次不同版本的出版。一是在1898年6月，由湖北沔阳慎始基斋根据严复改订的样本刊行，分上下两卷，刻本一册。慎始基斋本内容较完备，刻板印制效果颇佳。这个版本是在充分听取了吴汝纶、梁启超等的修改意见之后，在《国闻报》已经连载了部分译本内容之后，经由严复在原稿上第一次改订而成的。二是在1898年12月，又出版了福建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此为严复自己出资刻印，在原稿基础之上，又经过第二次改订,校印质量更佳。虽然离“慎始基斋本”出版只有半年时间，但“嗜奇精舍本”还是有新的改订；而且与先前只在友人文士间“内部流通”不同，这一版本算是公开发售、大力推广过的。
“慎始基斋本”与“嗜奇精舍本”，这两个版本，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天演论》早期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天演论》，曾流行一时,对当时士大夫阶层中鼓吹变法的风潮，有着相当重要的推动力与影响力。但后世读者通常读到的，最为通行的版本，却不是上述这两个早期版本，而是再次经过删改的两个后期版本。一是1901年富文书局石印本，即“富文本”；二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即“商务版”。这两个版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致的，都是严复据原稿第三次改订之后的产物。
事实上，在书前的“例言”部分，曾有过一整段文字，只读过“商务版”《天演论》的读者，是没有读到过的。通过早期版本，我们可以“复原”出这段话来：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实际上，这段文字的删节过程，从1898年到1905年，可以看作是严复个人的一段坎坷历程之缩影。这一历程，就正是严复从慷慨激昂、鼓吹变法的志士，到黯然离场、埋头学术的学者之转变过程。
原来，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捕就义，而康有为、梁启超等早已接到密报，在此之前数日已离京逃亡而去。当时，严复还在北京“待诏”，但接到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密示，也意识到事态严重，还是不得不秘密离京，返回了天津。在这种情势之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1898年12月在严复故乡福州印制的《天演论》“例言”中，会悄无声息地删去“新会梁任公”之名了罢。此举无非是为了“避祸”，在当时的危急情势之下，是没有人再敢于谈论与变法相关的任何人物与事件的。本就侥幸躲过一劫的严复，不可能不知道大清国的文字狱之惨烈，不可能再在这个节骨眼上招惹“文祸”上身。
《天演论》的三次改订，可能的确提升了翻译质量，力争达到严复本人所倡导的“信达雅”的因素在里边。但这三次改订的文本细节，又能够让人明确感受到，译著者本人的微妙心态与心理变化，并非一如标签化的“天演学家”那般义正词严、不可动摇。二十世纪初波诡云谲的时代潮痕，在这个被梁启超赞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身上，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进退得失的权衡之迹。
